逸笔云烟——漫论王铎及其尺牍诗稿

中国书画报

王铎临帖扇面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嵩樵，又号痴庵、痴仙道人，别署烟潭渔叟，谥文安，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累擢礼部尚书。南明弘光朝官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清军入关后降清，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后病逝于故里。 

　　王铎身后，因为人和书的背离造成很多争议，其人格也让人鄙视至极;但王铎的书法确实有过人之处，被强烈推崇。极端的厌恶和极端的喜爱，这一对极端矛盾的情绪就这样统一在王铎身上。 

　　一、“贰臣”的罪与罚 

　　毫无疑问，王铎这个名字在近现代书坛，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不断深入人心，其书风也日益传播广泛，甚至因与王羲之相提并论而有“后王胜前王”之说。然而，王铎因为人品问题又成为最受争议的人物。清人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 

　　可以说，王铎是一个为书法而生的人。他在清朝共活了八年。在八年时间里，王铎留下了难以计数的书法经典，取得了一生中决定性的突破和进展。如果在明亡时就死去，王铎确实心有不甘。 

　　随着其书法乃至绘画、书论等深入人心，不断被临摹取法应用，于是有人要替王铎鸣冤，企图将其“贰臣”的帽子拿走，做翻案之举，认为“书如其人”存在不确定性。对于这个问题，有关学者曾经反复讨论过，除了认为书法和书家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之外，最主要是清朝政权及社会文化等最终融入了整个中华民族。实际上，这些观点很难站得住脚。历史问题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来讨论才有其合理性，而不是以现实的情状来揣度过去的问题。王铎的背叛是客观事实，有违政治伦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在这一点上，其人格魅力远逊于当时的黄道周、倪元璐等人——后二人身上更能看到英雄本色。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来讨论，“书”和“人”确实不完全对称，存在少数特殊个案;但大方向上，“书如其人”基本成立，即所谓“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不独于此，中国文化中也有“琴如其人”“茶如其人”等说法。再者，“人”不一定非得当作人格讲，也可以作“人性”来理解。王铎在书法上极具才气和富有创造性，在审视其书法时也可以按照纯粹的书法标准来判断，但其人格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

　　二、集古出新 

　　王铎和米芾一样，属于集古出新的一代大家。言及至此，自然要说说对其影响极大的几位书家——“二王”、颜真卿、张旭、怀素、米芾、黄庭坚等。当然，王铎在一生学书的过程中，临摹过的书家非常多，对李世民、柳公权等人也有涉猎。按照正常的创作经验来说，尤其是个性极强的大家，选择法帖必然不拘一格，其中有非常多的偶然性。还有，书家一生书写的数量虽然非常可观，但能留下来的作品因为不断被毁灭，加上时有散落世界各地的，所以能见者相对有限。也就是说，有些所取法的书家是不可视的，有的是刻意隐藏的，有的是无意失落的……种种因素，可能使后学对书家的判断出现某种偏见甚至误读。但对王铎产生影响的书家，从其墨迹上看便可一目了然。王铎书法胜人之处在于，始终能做到有本源、有出处，而且能做到融会贯通。 

　　“二王”对于王铎来说有“奠基”作用。考察王铎书迹，其对“二王”的临习贯穿始终，举凡《兰亭》《圣教》等都花费了非常多的功夫，各有演绎和自我风标。“二王”父子虽然并称，其实各有长短、各有侧重;而王铎兼收并蓄、化裁一家，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在此不得不提一下王铎的“上司”董其昌。他同样也是学王、学颜、学米，却向清淡一路演绎;而王铎展现出的则是雄强、浑厚的一面。所谓“学书贵在法，而其妙在人”，二人各有其法，亦各得其妙。 

　　颜真卿是书法史中唯一可与王羲之并驾齐驱的人物。他变王书的秀逸为雄浑博大，开创了另一种风范。尤其是楷法，成为颜真卿书法的标签。其实颜氏行书也有非常高的成就，堪称绝妙。王铎取法颜真卿，楷行兼收，恪守颜法，极力强化收笔的顿挫动作，将之运用到行楷和行草书的书写中，所以区别于“二王”，也有别于米芾。王铎对颜真卿楷书有时也存在别出心裁的演绎，比如增加墨法变化、突出情趣之美等。作为一个融会贯通的大师，他不拘一格，时时能够突破。 

　　“二王”、张旭、怀素和黄庭坚对王铎的草书产生了巨大影响。王铎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开拓。继承之处是连绵之势，他几乎将“一笔书”用到极致。但若是没有创造，王铎就不是王铎了。王铎的变法在于，一是拓而为大。这一点在行书方面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将“二王”尺牍中1厘米大小的字迹变成“巨无霸”，在气势和观感乃至整个形式上令人耳目一新。二是在墨法上加以变化。除了浓、淡、枯、湿、润等五色变化之外，他着重于“涨墨法”的创造性发挥。有时候落笔就是一个墨团，但王铎要的就是这个墨团。他从对“线”的关注转向对“面”的表现，使作品的对比效果更加强烈而显著。 

　　王铎也吸收了黄山谷行楷书的一些笔法，行笔变得放纵跌宕、欹侧生姿、不拘绳墨。同属“宋四家”的米芾对王铎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梁　考察得极为详细：“王铎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健，全以力胜，然体格近怪。”又曰：“王孟津行草大字，劲装古服，魄力雄迈，盖初法南宫，而实得力于诚悬遗意，顾力太猛，稍顾令含蓄。”又：“孟津王觉斯，书法得清臣、海岳衣钵。”又：“觉斯年伯书法，全用清臣、海岳、北海诸家，不止入山阴之室也。”从以上论断可以看出来，除了“二王”，王铎还极为崇拜米芾。在王铎看来，米芾真正得到了“二王”精髓。这可以从王铎的作品中看出来，如《拟米芾札》中写道：“海岳根据‘二王’，顿挫变化，自成一家，宋一代独迈者，世鲜能知本乎晋也。”《吴江舟中诗卷》有题跋：“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学得《兰亭》法，不规规模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王铎将米芾的振迅天真变成猛利潇洒，书写更加放浪。从多数作品来看，他将米芾结字左低右高的俯侧之势变为左右摇晃，愈加自由从容，加上尺幅的巨大，使变化极其丰富。有意思的是，米芾也学“二王”、学颜。这些书家彼此之间的相关性可以带来一定的启示：唯有关注临摹的系统性，在风格塑造上才能具有一种体系性。

王铎《琅华馆帖》局部

　　三、书学思想 

　　王铎虽然少见专门的书论，但从他的很多题跋中可以窥见其书学思想。他在《淳化阁帖》与山水合卷尾写道：“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动曰：‘某学米，某学蔡。’又溯而上之曰：‘某虞、某柳、某欧。’予此道将五十年，辄强项不肯屈伏古人。字画诗文，咸有萭彟。匪深造博文，难言之矣。”他对“二王”和米芾钟情有加，犹如少女爱情郎，痴心一片。他在《草书杜诗卷》中题跋：“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其在《草书杜甫秦州杂诗卷》中说：“丙戌三月初五，夜二更，带酒，微醺不能醉，书于北都琅华馆。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王铎将怀素说成野道、恶札一路，属于故意，目的是标榜自己的正统，和他经常说“吾家羲之”是一个道理。他在《琅华馆帖·仿古帖》中写道：“予书何足重，但从事此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故书古帖，瞻彼在前，瞠乎自惕。譬如登霍华，自觉力有不逮，假年苦学，或有进步耳。”这和钱谦益在王铎墓志中所说 “秘阁诸帖，部类繁多，编次参差，蹙衄起伏。趣举一字，矢口立应，复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看似矛盾，实则是统一的。对王铎在不同场合的不同观点，我们要辩证、综合地看，不能断章取义和以偏概全。 

　　不管学“二王”、颜真卿还是米芾，都证明一点：王铎的书法审美是崇古的。崇古本身也是立足当时政治情势的一种现实策略。这无疑涉及到其尴尬的“贰臣”身份。使用奇字乃是王铎崇古观念在书法方面的具体表现。这些奇字多为篆字楷写、隶写，相当于别体、异体，也包括一部分假借字的本字。王铎自己给出了解释：“书法贵得古人结构。近观学书者，动效时流。古难今易，古深奥奇变，今嫩弱俗雅，易学故也。呜呼!诗与古文皆然，宁独字法也。”当然，王铎崇古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大量地、疯狂地临古帖，“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琅华馆帖》中有一段记录：“法书染翰目：王羲之《初月》《尚书》二帖，王献之《中秋帖》，陶弘景《朱阳帖》，吴融《赠广利帖》，智永《四帖》一帖分与刘巨济，欧阳询《度尚》《庾亮》二帖，杨凝式《昼寝帖》，凝式《大仙帖》，张长史《秋深帖》……” 可以看到，在一堂日课中，王铎竟临摹如此多的古代作品。不独如此，他还曾多次表明欣赏传统的古典格调。但书法的发展总是会受到历史和时代精神的双重影响。王铎两方面兼顾，“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最终真正做到了“化古为新”。

　　四、诗稿一绝 

　　王铎书法风格的形成有一个自然融合贯通的过程，绝不是简单的“1+1”，而是一个水乳交融、水到渠成的化学反应，表现出一种不同于前贤的强烈创新性。但从其墨迹能时时看到前人的影子，似“二王”、似鲁公、似山谷、似老米，却谁也不似、似又非似——那就是真实的王铎自己。 

　　王铎一生主要的书法创作形式乃是纵式巨幅。这类作品几乎难以计数，有的内容还反复书写。横幅以手卷和册页居多。其竖幅书风多样，横幅以狂草居多。其平生对联极为罕见，仅见其一二。王铎作品中有一类极为罕见的形式则是诗稿，殊为珍贵。 

　　现今对于书写的判断有多种标准，尤其是艺术标准外还有市场标准。再比如从“作品”和“创作”等这些名词来看，其本身就意味着失去了自然的意味，明显带有“造作”的特征。当然，书写内容本身就有一种目的性。古今对比，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是否是为了书写而书写。举个不恰当却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对于一个失眠的人来说，因为害怕失眠，拼命地想睡觉，结果反而睡不着;而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困了即睡，是一种自然和自觉的行为。书法作品质量取决于书家的心态，所谓“无意于佳乃佳”，刻意则无佳作。诗稿作为书法的一种特殊形式，以作品的未完成性体现作品的完整性。从笔法上来讲，诗稿作品没有专门的创作那么精到，但具有即时性和随意性，时有不拘成法的妙笔，观之意味盎然。有的作品有多处涂抹、修改的痕迹，变化玄机不可端倪，一切毫无规律，一切也毫无习气，一派天机，完全是自抒胸臆。 

　　王铎的书法虽然以雄强名世，有时也不免欹侧过甚，透露出草莽之气。而他的诗稿作品则完全是随性的，逸笔草草，没有约定俗成的限制，也没有金科玉律的安排，最终的形态是不可控、不可预料的，不知道写成什么样，也不计较最终会写成什么样，完全是从书家心底自然流淌出来，风貌自成一家，火气褪尽，显露出温文尔雅之气。这些作品虽然看起来如乱头粗服，却又有率真之美，出之自然，绝不求奇，胜过诸多狂怪之作。王铎《诗稿墨迹》中的诗稿书于其45岁前后，正是笔墨成熟却又未见习气之时。诗稿以行书为主，偶有真草。其笔力雄健，结字茂密，不拘格式，自然天真，有诸多妙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