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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

美术故事 | 丑陋的中国人:盗毁文物中的“罪与罚”

王长森  来源:中国美术报网 发表时间:2017-05-19

摘要:近来看到不少将圆明园的毁灭完全归咎于英法联军和盗匪的文章,这实在是一种误导。


美术故事 |  丑陋的中国人:盗毁文物中的“罪与罚”

——由圆明园毁灭、东陵盗案谈起

 

王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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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看到不少将圆明园的毁灭完全归咎于英法联军和盗匪的文章,这实在是一种误导。

据《圆明园的毁灭》记载,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和一些中国人焚抢后,除本园的廓然大公、紫碧山房、鱼跃鸢飞、耕耘堂、慎修思永、知过堂、课农轩、顺木天、春雨轩、杏花春馆、文昌阁、魁星阁、蓬岛瑶台、万方安和、十字亭、藏舟坞;长春园的林渊锦镜、海岳开襟;绮春园的大宫门、庄严法界、正觉寺等建筑外,还保留了大量的名贵花木、山水叠石,建筑基址、桥梁、道路、园墙、园门等也大多完好。以至于慈禧和同治皇帝改绮春园为“万春园”,一度试图将其择要修复,用作奉养慈安、慈禧两宫太后的居所。其仍属皇家禁苑,管理事务大臣及以下官员职务都有保留。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圆明园又遭到了本国溃兵和匪民的打劫。园内残存建筑除绮春园宫门有庄户保护外,全被兵匪推倒拆毁。砖瓦木料、古树名木、木质桥梁以及建筑地基中的木桩,全部被运往附近的清河镇出售。经过这次洗劫,历经同治、光绪两朝修葺部分也荡然无存了。光绪三十年(1904年)裁撤了圆明园的部分官员。

清朝灭亡后的数十年里,圆明园遗址残料继续受到劫掠。园内的方砖、条石、石料、汉白玉雕刻、太湖石、青片石等建筑材料纷纷被军阀、官僚运走修建私园和陵墓。本园的虎皮石围墙被拆除修路。此外,也有一部分圆明园遗物被安放于公共场所,如长春园门铜麒麟、安佑宫丹陛石、水木明瑟碑先后于1910年至1937年被移往颐和园;安佑宫华表、石麒麟、西洋楼线法桥和翻尾石鱼、梅石碑、莳花碑、文源阁碑被分别移至燕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旧馆;兰亭八柱碑、远瀛观石栏杆和“青莲朵”等珍贵太湖石于1915年移往中山公园;长春园大东门石狮子及其基座移至正阳门和新华门。西洋楼遗址的汉白玉及砖瓦也多被军阀、官僚运走,或被各家石作坊买去,就地改刻为其他石具。1928年,大水法遗址石料被拆走修建绥远阵亡将士碑。日占时期,园内部分遗址在“奖励农业”的口号下被平山填湖,改为水田。

1950年,周恩来曾指示: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以后有条件可修复。曾计划将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定址于此。但1960年园内土地大多被附近生产队改为农田,大量人口迅速涌入。相继拆除了圆明园的福海石驳岸、舍卫城残余城墙及地基,万春园的三孔桥、运料门,长春园的七孔闸等残存建筑以及残留的全部园墙,并砍伐了园内残存的唯一一株花神庙古树。特别是1975年以后,各单位在园内大量平毁土山、填平湖泊、砍伐树木,修建工厂、养猪场、养鸡场。圆明园原有的山形水系和残存的古树植被彻底消失,尤其以绮春园被占用破坏得最严重。

1983年,北京市人民政府集资修整。万春园、福海、万花阵﹙欧式迷宫﹚等逐步恢复,定名为“圆明园遗址公园”。

毋庸讳言,作为圆明园毁灭的始作俑者,英法联军固然可恨,但国人也难辞其咎,且不止于盗匪。

圆明园的毁灭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但这一结局的背后似乎有着它的必然性。就当时的国情而言,就算它躲过了1860年,是否还能躲过1900年和1937年?更可怕的是它能否躲过那些乱世中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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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东陵盗宝案》记载,1928年7月,国民党第20军军长孙殿英冒天下之大不韪,盗掘了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被世人称为 "东陵第一盗案"。这部分内容已被读者所熟知,在此不再描述。

1945年,清东陵又遭噩运,史称"东陵第二盗案",这次盗案更多的是存有私心的中国人。

据《清东陵盗宝案》和载于《快乐老人报》2013年10月24日第16版署名为佚名的《比孙殿英更疯狂:1945年清东陵再遭劫》记述,清东陵葬有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5位皇帝和慈安、慈禧以及众多后妃。孙殿英盗掘的只是清东陵14座陵寝中的乾隆裕陵和慈禧定东陵。更大一次浩劫发生在17年后的1945年,除孝陵因传说中顺治在五台山出家地宫内只有一双鞋子和一把扇子而幸免外,其余11座陵寝、150多人的墓悉数被盗。

清东陵的位置处在当时的遵化、蓟县、兴隆三县交界处,日军投降后,三座县城在国民党手中,农村地区则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冀东军区。当时冀东军区主力开赴东北,清东陵只能依靠当地拼凑起来的民兵、公安助理等守卫。

惯匪王绍义伙同混进民兵组织、负责定陵周边守卫的同村村民杨芝草,拉拢裕大村副村长贾正国、冀东分区蓟遵兴联合县八区公安助理赵国正、村助理刘继新等几十个人,于1945年9月,劈开定陵咸丰皇帝和其皇后萨克达氏的棺椁,将随葬品盗掠一空。随后,又把定东陵中的慈安陵盗空。定陵和定东陵之间的五座皇妃陵也无一幸免。然后,他们又盗掘了孝庄皇太后的孝东陵。通过这些宝物中的一部分,他们买通了时任冀东军区十五分区对敌工作部部长张尽忠。张不满足于王绍义一伙“鸡鸣狗盗”似的盗陵活动,把盗陵冠以“斗争皇上大地主”、“帮助群众度过饥荒”之名,广泛动员陵寝地宫的知情者加入﹙围绕着东陵的几十个村庄,多是为了侍奉陵寝而建的,住的都是些清代守陵人的后裔,因而对每座陵的情况十分熟悉﹚,还拉拢了蓟遵兴联合县八区区长介儒。

几十年后,时任蓟遵兴联合县蓟县公安局局长的云光曾写文章回忆了当时东陵被盗的惨状:(惠陵地宫里)看到两具棺椁。同治皇帝居右,只剩一把骨头了,也没有什么衣物。皇后尸身没烂,有长发,衣服被扒光,俯身躺在棺内,棺前还有一些黄的丝织碎片……皇后腹部被剖开了,肠子流了一棺,传说皇后生前是吞金死的……。

1945年12月22日,300多双罪恶的手伸向康熙的景陵地宫,对康熙皇帝拖骨暴尸,搜出了珍宝几大口袋。王绍义说:"我们所挖的几座陵,就数这景陵的宝物多,不次于慈禧、乾隆的陵啊!"张尽忠也说:"好东西比孙殿英得的还多呀!"

随后,八区的赵子新带领10多名区小队队员和民兵盗了景陵妃园陵寝的一座贵妃陵。

关会增、贾正国一起挖掘了康熙的双妃陵。

穆树轩同贾井满把裕陵园寝里的香妃墓掘了。

王绍义父子又钻进裕陵园寝连盗两座妃子墓……

一个名叫张森的此次盗墓骨干分子,在1949年又纠集了一批人潜入东陵"扫仓",造成了对清东陵的又一次破坏。

专案组侦办此案时,考虑到参与盗陵的人数众多,无法计数的被盗珍宝仍藏匿在参与者手中。为尽可能多地追回珍宝,当时缉捕人犯的政策是:"首恶必抓,胁从不咎"。据云光的回忆,盗墓分子上交的物品包括:黄金重达五斤十四两(老秤,十六两一斤),其中有金戒指、已断开的小金塔等等。还有大小不等的点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等等,共有大半脸盆。珍珠有一茶盘。此外还有其他单位收缴的各样珍宝,尺长白布袋装有半袋子。 但这一政策,也让不少盗墓分子钻了空子,只交出少量赃物即蒙混过关,大量的被盗珍宝没能追回,不知所踪。即便是被追回的珍宝,其最终下落也仍然是谜。

在云光的回忆,记叙了从一个叫田大化的盗墓分子手中追回一块鸡血石镇纸和一只在康熙景陵中盗取的九龙玉杯的过程。这只九龙玉杯在民间传说中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云光这样描述这件稀世珍宝:九龙玉杯为白玉质,长方形,高3厘米,宽4厘米,长6厘米,有盖。四角各有二龙戏珠,把手为一条龙,合计共九条龙。用料白玉细腻无瑕,半透明,所雕云龙工艺精巧,活灵活现。而这竟成了此次清东陵盗案中唯一一件有详细记录的珍宝。 此后,九龙玉杯连同其他寻回宝物一同上交。公开的档案记录到此为止。此后这些文物究竟如何保存就不得而知了。新中国成立后,云光曾多次到故宫和历史博物馆寻访九龙玉杯,但均未再见。

 此次清东陵大盗案,两个最主要盗陵分子张尽忠和王绍义分得的赃物最多。胶东将领高学仁在他的回忆里记录,1951年王绍义被捕后供称,此次盗陵他共分得各种珍宝一百多件,多数都在逃亡过程中卖掉了。另据曾经参加抓捕审讯盗墓首犯张尽忠的军统特务张树廷交代,在张尽忠的住处共搜出了十几件宝贝,其中一条金龙有一尺多长,拿在手里全身会动,像活的一样。这些宝物被军统收走。后来张尽忠在狱中还供述,他在清东陵某处埋着一坛子宝贝,其中还有一只九龙玉杯。但这是否属实已经无法查证。张树廷还供称,军统在北平等地收缴的800多件宝物,后来被军统平津办事处处长马汉三及其同伙贪污了一部分(还有部分马汉三送给戴笠,仅存小部分追缴转送故宫博物院)。马汉三后来被军统处死,这批珍宝同样最终下落不明。这部分能够被提及的珍宝,其实只是清东陵失窃宝物非常少的一部分。据说当年孙殿英盗裕陵和慈禧陵两座陵寝,就窃得了十三大车奇珍异宝。而1945年的这次盗陵,被盗的陵寝达11座!第二次东陵大盗案参与人数多达千人,虽然主要珍宝被几个主犯瓜分,但凡是参与盗陵的人员都不会空手而还,即便是人均分得一两件,总数也相当惊人。而这种坐地分赃的盗陵,让众多珍宝的下落根本无据可查。1952年,清东陵成立了文物保管处,国家开始将清东陵纳入了一级文物保护区范围。 在上世纪70年代,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对裕陵地宫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发掘出一批文物,现陈列在展览馆中。这些在孙殿英盗墓过程中被遗漏的珍宝,至今仍散发着璀璨光芒。看到这些,让人不禁痛心发问:究竟有多少珍宝被盗墓分子掳掠而去? 清东陵博物馆副馆长李寅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清东陵文物管理处一直在进行着文物征集工作,但是一无所获。倒是清东陵周边的村落中,至今仍不时有文物贩子在逡巡。

最终,这次盗陵活动演变成一场以周边不明真相的村民和一群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上千人参与的明火执仗的群体性犯罪。

 

接下来,我们看看部分国人对文化文物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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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发现了北京山顶洞人遗址的瑞典人安特生,不惜动员基督教遍布中国的联络点,在与中国地质学会合作下,最终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其收集、收购了大量被当时的国人弃之不睬的仰韶文化彩陶:都是七千年前的文化经典和代表,很多堪称国宝,是举世难得的珍品,无价可估。安特生曾给北洋当局写过一份报告,该报告建议鉴于中国没有保护史前遗址和文物的法律,请允许他购买土地以便保护和发掘该遗址。但当时北洋政府无心于此。于是,安特生又动员了瑞典皇太子古斯塔夫亲自访华,终于达成协议:安特生收集、收购的中国仰韶文化的经典代表先放在瑞典展出、记录和初步研究,然后一半存放瑞典,一半运回、存放中国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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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为此专门在其首都斯德哥尔摩建立了东方艺术博物馆,对留在瑞典的彩陶给予了很好的保管和极高的待遇。

安特生留在中国的仰韶彩陶则没有那么幸运,安特生从收购彩陶中带走了一部分,其余大部分彩陶留在临洮县城洋人巷基督教教堂内。解放后部分彩陶交于教育文化部门,所剩彩陶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破”掉了。

而送还南京政府的文物:文物退还共分七次,1927年开始有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两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后一次送至南京。

令人感慨的是,这些被退还的珍贵文物,后来都丢失了,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悬案。据专家分析,很可能因为开箱后无人理会,堆在那里最后被当成垃圾处理了。

安特生本人的考古活动一直不受忙于内战的国民政府待见,不论北洋还是南京政府感兴趣的不是科学或者文化。当然,如果是真金白银、古玩字画则另当别论。安特生自己则在瑞典皇室的支持下,就任东方艺术博物馆馆长并赢得了自己的荣誉﹕在欧美学界,无人不知敦煌学的斯文 定和仰韶学的安特生两位瑞典人。跨入了21世纪的中国,也终于为瑞典洋人安特生的考古活动正名,承认安特生对中国上古文化发现的贡献,称他为"仰韶文化之父"。

上世纪三十年代,一支考古队在山西临汾发掘史前人类文化遗址时,收集了十大木箱的新旧石器文物。当地驻军以为是挖出来的真金白银、宝石玛瑙,非要扣住一箱不可。他们认为最沉的才最有价值,等他们把强扣下的那一大木箱运回营房打开看时,发现竟是大大小小的烂石头。他们又骂又恨,把那些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的破石头都扔了。

甘肃洮河边上的马家窑文化,是国务院公布的文化保护单位。据本地群众反应,当年“农业学大寨”平田整地时,村里挖出一批彩陶来,由于人们都不认识它,毁坏极其严重,有的甚至被小孩子用弹弓当靶子打着玩。﹙参考《仰韶文化之父安特生: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面貌》,商羯罗《瑞典人安特生:周口店--仰韶文化之父》,《发现敦煌宝藏的王道士是功臣还是罪人》﹚



面对着这群如狼似虎、无知无识的国人,圆明园的命运堪忧矣!

也许被掠走对这些文物本身来说反而是一种幸运!

我们自己保护不了的东西,为什么不先让别人替我们暂为保护呢?为什么非的毁了呢?毁了可就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机会了!不要总走极端!

当然,侵略者确实也毁坏了大量文物,但那毕竟不是他们的,而是我们自己的!凭什么我们自己都不懂得珍惜,却要求别人珍惜呢?!

当然,中国人对文物的保护是主要的,保护文物的中国人是主要的。我们中国人从来不缺保护民族利益的英雄,也不缺为民族利益而勇于牺牲自己的英雄。他们自古至今,数不胜数。被保护的文物是大多数,被损坏的毕竟是少数。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这少数的损失损失得更少呢?

真实而全面的历史固然使人悲伤,但也使人释然。

真正的历史不是去煽动民族仇恨,而是去促进人类的沟通和互让。

真正的爱国不是靠激情和信仰,而是靠理智的光芒。

真正的教育不是培养愚昧,而是孕育开明。

真正的思想家不是去误导别人,而是去引导别人。

真正的管理不是让人闭嘴,而是让人开口说话。

真正的国运不是靠粉饰太平,而是靠反思过去、直面现实、开拓未来。

新中国成立前,长期的闭关锁国、闭目塞听,使大部分国人从物质到精神都生活在传统的中国,对世界近代考古学的发展近乎无知。对文化考古价值的无知和对真金白银、古玩字画的痴迷,激励机制的缺乏而导致的动力不足,总体技术的落后,管理制度、监督机制的缺乏与不合理,巨大利益的诱惑,少数精英人物的不负责任和无能为力,共同构成了近现代、当代部分中国人对祖国文物劫掠、破坏的基本原因。再加上外侵内斗,中华民族的概念深入不够,一些利益集团为在竞争中取胜而投靠列强、甚至不惜卖国等凝聚力不强现象,与基本原因一起构成了近现代少数国人对这种破坏的契机、条件和原因,甚或遁词。

如果说近代义和团运动是传统中国对现代化的极端抗拒,那么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则是部分中国人因近现代屈辱史的强烈刺激而对传统中国过于情绪化和片面化的认识而产生的对传统中国的极端反动和对现代化的极端追求的特殊时期。两极相同,都是走了极端,除精神值得肯定外,从思想到方法再到手段都具有相当的恐怖性和破坏性。都是在总体上和相当程度上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从发展的意义上来说,两者相较,后者要好一些,毕竟前者追求落后,后者追求进步。但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化了。二者都有可取之处和一些好的结果,都不应全盘否定。

故而,当代中国的前期,对现代化的极端追求、对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传统中国的极端否定与基本原因相结合,构成了文物破坏的新总因。

幸亏中国虽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但却从来不缺乏按中庸行事的大多数人。再加上对挫折的积极正确的反思和可能是前期所提供的一些条件,在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虽有些缓慢但还是来了的拨乱反正,使中国开始步入正轨,并稳步发展。实际上,从近代开始的混乱到这时才真正结束。中国人终于可以较为安定的生活了。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不断发展,国民素质不断提高,对祖国文物的发掘与保护工作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有些是老问题的继续,有些是随时代发展而产生的新问题,但从总体上来说,是取得了很大进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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