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乐然罹难西部的新闻报道

庐江草堂藏有四份和画家韩乐然相关的剪报文献，一是1946年8月28日《中央日报》发表的韩乐然《古高昌龟兹艺术探古记》；一是1947年10月1日《申报》刊敬斋文章《记酒泉飞机失踪罹难之艺术家韩乐然》；一是1947年10月15日《申报》载《迪兰失踪机》所载画家韩乐然罹难；一是1952年10月11日《文汇报》刊载浦熙修《莎车、阿克苏、拜城杂记》。前三份剪报文献时间仅隔一年余，可对在西北考察的画家韩乐然而言则是生与死的别离。今年正遇画家韩乐然命祭“丝绸之路”70周年，翻阅这些发黄的报纸旧闻，借此纪念这个游走在河西和西域的伟岸身影。

近些年来，关于韩乐然先生的文章和画作陆续见诸报端网络，如常书鸿《怀念画家韩乐然同志》、黄胄《西塞椽笔，大漠飞虹——怀念老师韩乐然》、刘曦林《血染丹青路——韩乐然的艺术里程与艺术特色》、李云《韩乐然绘画艺术之我见》、张晓西《韩乐然旅欧生涯摭谈》、王恩宝《韩乐然与东北救亡总会》、仇春霞《韩乐然遗梦龟兹——王永亮访谈录》、裴建国《韩乐然与克孜尔石窟壁画》、韩健立《韩乐然与克孜尔的不解之缘》、潘絜兹《忆乐然》等从诸多角度展现了韩乐然先生革命情怀和艺术探求。韩乐然艺术展览以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与中国美术馆于2007年4月14日至5月13日在深圳联合举办的“热血丹心铸画魂——韩乐然绘画艺术展”为人瞩目。

与20世纪40年代献身西北大漠的文化人士一样，韩乐然先生也带着肩负民族命运的历史使命来到甘肃和新疆。这种使命诚如徐悲鸿先生1942年在《常书鸿先生画展》序言中所写：“在祖国，则复兴之期待迫切，于是素有抱负，而生怀异禀之士，莫不挺身而起，共襄大业。”无独有偶，当时到西北考察的人士大多有欧洲留学的背景，如常书鸿、王子云、等，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常书鸿先生多次提到韩乐然，忆起欧洲游学的情景，“我记得在一个溶溶的月光之夜，在中法大学的宿舍里，我会见并结识了来自鸭绿江畔的韩乐然同志。他满面红光，显得很有生气。我们没谈多久，就很像是一对老朋友了。他于是把胳膊下夹着的一大叠在国内画的水彩风景画拿给我看，并说他准备在里昂中国饭店举办一次他的个人画展。我听了颇感惊异，因为那时乐然同志的画还不很成熟，法国又是一个艺术发达的国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所以，我和当时在场的吕斯百、王临乙、刘开渠诸同志都建议再充实再准备以后再展出，但他却微笑着说：‘试试看！’不久，居然在中国饭店看到了他的的画展。正如所料，没有很好的效果，但他毫不介意，仍然非常自信地、非常乐观地继续他的水彩画写生。‘我有我的打算呀！’他直率地跟我们说：‘这是环境逼人，因为我是勤工俭学，要自食其力，假如我也像你们一样是公费的话，我就不这样做了。’”这段简单的描述，常书鸿先生勾勒了韩乐然先生在欧洲留学时的境遇，也从侧面说明了那时在外留学的青年人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也有文化自信的精神风度。

韩乐然

韩乐然，原名韩光宇，1898年出生，吉林省延边朝鲜族人，1920年，韩乐然和在苏联的一些朝鲜革命者到了上海，参加朝鲜临时政府在上海的独立运动，1921年，韩乐然考人刘海粟先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学习。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中共中央派他到东北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建立组织做准备。192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32年在巴黎他以韩素功的名义同刘开渠、曾竹韶、陈芝秀、常书鸿、陈士文、滑田友等到法国学艺术的中国留学生发起创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学会”。（注：傅渝在《抗战时期的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一文中写到：“1933年4月，留学法国的中国学生吕斯百、常书鸿、刘开渠等在巴黎邀约一批研究艺术的同学集会，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学会。据该学会档案材料显示，从1933年至1948年的15年间，历届会员累计近100人。其中多数会员的专业为绘画和雕塑，少数为美术史、工艺、音乐和建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回国参加东北救亡总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在狱中坚持斗争。1943年出狱后到西北地区考察、研究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其间做了大量统战工作。1947年7月30日，因飞机失事罹难。

韩乐然的飞天形象速写

韩乐然与敦煌莫高窟

韩乐然何时去了敦煌莫高窟？1945年、1946年，一共去了两次。刘曦林先生在《血染丹青路—韩乐然的艺术里程与艺术特色》一文中，勾勒了1943年-1947年韩乐然的游历行程：“西安—华山—西安—兰州—青海—敦煌—酒泉—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迪化—库车—拜城—疏附（今喀什）—疏勒—焉耆—库尔勒—迪化—敦煌—兰州—迪化—库车—拜城—迪化—（兰州）”。这里提到韩乐然先生两次去敦煌。而从1945年至1947年三年的时间也是韩乐然在甘肃和新疆最后的岁月。目前，各类资料显示这三年韩乐然的活动情况：

1945年春节，与潘絜兹先生在青海西宁。

1945年元月，在甘南、酒泉一带。

1945年10月，在敦煌。（注：崔龙水先生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和人民画家——韩乐然》一文中，认为韩乐然到敦煌是1944年10月。“1944年，乐然把家搬到兰州定居。这一年，他去青海塔尔寺，南下甘南拉卜楞寺，北上沿河西走廊到敦煌。……10月，乐然来到敦煌，与老友常书鸿相见。”显然这个时间和常书鸿回忆的时间相差一年。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先生在《探寻中国传统艺术之根——韩乐然对克孜尔壁画的临摹和研究》一文中，写到“也就在他考察新疆的前后，还两次到敦煌莫高窟进行壁画临摹。1945年10月，韩乐然第一次到敦煌，作了短暂考察。”金秋实、韩健立在《革命画家韩乐然小传》中写到：1945年10月，韩乐然来到敦煌，与老友常书鸿见面，他们彻夜倾谈，追忆二十年来人海生涯，也谈到帝国主义分子对敦煌掠夺。）

1945年12月，在甘肃兰州西北大厦举办展览。

1946年1月，在兰州参加兰州省立图书馆美术展览会。

1946年3-4月，进疆，抵迪化。

1946年5月，在吐鲁番、胜金口、柏孜克里克石窟考察。

1946年6月，韩乐然在克孜尔石窟上题记。

1946年7月，在迪化，遇于右任先生并陪同考察。

1946年9月，抵达兰州。

1946年10月，在敦煌。与常书鸿约定1947年再来敦煌。韩乐然在敦煌活动多久，目前似乎不是很清楚。（注：韩健立在《我的父亲韩乐然》一文中写到：“9月至11月，两赴山丹培黎学校，到敦煌与常书鸿先生临摹壁画，做有关克孜尔的学术报告。”赵声良先生在《探寻中国传统艺术之根——韩乐然对克孜尔壁画的临摹和研究》一文中，写到“也就在他考察新疆的前后，还两次到敦煌莫高窟进行壁画临摹。1946年10月，韩乐然携夫人和女儿第二次到敦煌，住了十多天，临摹了不少壁画。”）

1946年11月，在兰州。举办西北第八次画展。

1947年3月，二度进疆。

1947年4月，在库木土拉石窟、克孜尔石窟。

1947年7月，在迪化举办画展。

1947年7月30日，空难。

常书鸿

韩乐然第一次去敦煌莫高窟，常书鸿先生回忆写的是1945年10月，潘絜兹先生回忆文章写的是夏天，似乎时间上没有多少出入。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与韩乐然相会在敦煌莫高窟时情形是这样的：“1945年10月，乐然和其他游客一起来到莫高窟千佛洞，同时带来了沿途的写生画稿。此时我们虽然已阔别10年，但跟以前比起来，他并没有多大改变，尤其是他那永远年轻的体态。他依然是快乐的，红光满面的。看着他的画，每一幅都充满了光和色的明快，毫无呆滞生涩之感。他那纯熟洗练的水彩画技法，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怎么样？朋友！’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他的画正和他充沛的精力一样，深深地感染了我，我连连称赞道：‘好！好’”。韩乐然第一次是以游客的身份去敦煌莫高窟参观，常书鸿先生没有提到韩乐然临摹壁画。潘絜兹先生在《忆乐然》一文中，也谈到韩乐然到莫高窟的情形：“回兰州后，我就把家小安顿好，自己去了敦煌，进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夏天，乐然来了，和常书鸿所长一见面，就热烈拥抱，用法语大声问好，说个没完。……我陪同乐然临摹壁画度过了一个星期，他说要返回兰州做好入疆的准备。”1945年11月22日和12月2日《甘肃民国日报》刊登韩乐然展览公告：画作内容有“塔尔寺、拉普楞、河西走廊、敦煌等地风光景致。”

韩乐然第二次来敦煌莫高窟是一年后的1946年10月，常书鸿回忆说：“他携了夫人和儿女再来莫高窟千佛洞住了十天，临摹了许多壁画，我还请他为研究所同人做了一次《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壁画特点和挖掘经过》的讲演。从与他谈话和他的实际工作中，我了解了他所要做的事，同时也感到了对未来的希望。他对千佛洞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计划1947年再来敦煌，并且与我约好，下次他再来时我们二人共同用油画工笔临摹几幅千佛洞的大壁画。我们互相期许着，要在荒漠之中开拓出中国艺术复兴的园地。”韩乐然没有兑现他的诺言，因为坠机，他失约了，或许1947年若没有坠机，他到兰州是为了续约在敦煌莫高窟与常书鸿先生一年前的约定。“在梨子成熟的时候，我一定再来千佛洞。”读到这句话后不禁让人悲寂泪下！

陈湘波先生在《关山月敦煌临画研究》中顺及谈到了韩乐然先生临摹敦煌壁画的问题，“……常书鸿先生的临摹主要是文物保护和研究角度的客观临摹；韩乐然先生是以油画、水彩这些西画艺术媒材临摹中国壁画之首创者，这无疑有益于具有东方风格的中国油画的创造。正像关山月、张大千、常书鸿、韩乐然等先行者的敦煌考察和临摹对各自艺术创作产生的影响那样，随着敦煌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弘扬中国艺术传统的意义已经成为整个时代的课题。”

李其琼在《敦煌壁画的临摹与研究》一文中写到：“此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了已故画家韩乐然先生的几幅敦煌壁画临品，……从有迹可寻的临品看，张大千采用‘复原法’临摹，韩乐然的摹本显然仅为自己的敦煌印象。”

从韩乐然留存敦煌莫高窟的作品看，1945年第一次去莫高窟，的确如常书鸿先生所言，如其他旅游者一样，只是浏览了敦煌莫高窟的风光，画了一些简单的风景。而第二次莫高窟之行，显然认真写生，留下了数量较多的敦煌壁画题材的作品。尚辉先生在《韩乐然作为第一代关注西北民生的画家》一文中说：“韩乐然先生虽不是第一个沿袭敦煌艺术的画家，但他是第一个比较深入地将敦煌艺术的造型方式、审美方式运用到油画创作中的一位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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