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回流的中国文物艺术品

来源:中国美术报网 发表时间:2018-05-04

摘要:自清朝末年至民国年间,由于国力的衰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我们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每平方公里都有文物的流失。特别是英法联军焚抢圆明园;国民党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乾隆、慈禧墓;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盗窃;溥仪偷窃故宫文物等最为严重,被历史称之为中国文物流失的“四大劫难”,是我们很多珍贵的文物艺术品流失海外。据有关资料统计,流失在海外够得上国家博物馆一、二级标准的文物,就有一百多万件,超过故宫博物院文物库藏品的总和。

海外文物回流一直是中国文物界以及收藏界从未停止过的话题。2018年4月虎瑩在英国的拍卖再次让“海外文物回流”一词成为文物界的热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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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 研山铭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民族,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物艺术品。这些文物艺术品既反映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智慧,也记录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情况和艺术风格,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但是,自清朝末年至民国年间,由于国力的衰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我们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每平方公里都有文物的流失。特别是英法联军焚抢圆明园;国民党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乾隆、慈禧墓;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盗窃;溥仪偷窃故宫文物等最为严重,被历史称之为中国文物流失的“四大劫难”,是我们很多珍贵的文物艺术品流失海外。据有关资料统计,流失在海外够得上国家博物馆一、二级标准的文物,就有一百多万件,超过故宫博物院文物库藏品的总和。

对于海外文物回流我们并不陌生,因为中华民族几代人为流失海外的国宝的回归做着不懈的努力。虽然仍面临一些困难,但至今中国成功回流的文物案例也不在少数,总有那么几件的回流过程始终萦绕在耳边。


《三希堂》中“二希”的回归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些爱国侨胞开始把自己保存在海外的文物捐献给国家博物馆。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1年,听说《三希堂》法帖的“二希”,即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询的《伯远帖》,被抵押在香港银行的期限已到,急需从海外购回时,在国家外汇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拨出48万港元巨额外汇,派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偕同徐森玉、马衡购回,拨交故宫博物院入藏。因此,才使我们后人能够欣赏到这套完整的《三希堂》法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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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  中秋帖

1911年以后至溥仪出宫之前,《中秋帖》、《伯远帖》这“二希”曾藏于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时,敬懿皇贵妃将此帖携带出宫,经由她娘家侄孙卖给古玩商,后被大军阀袁世凯曾经的账房先生郭葆昌重金收买,归为己有。

1937年春,收藏家张伯驹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郭葆昌家中,见到了遗失多年的《中秋帖》、《伯远帖》。虽然张伯驹有意购回,但由于天价的收购费用等原因,张伯驹没有如愿。后郭葆昌秘藏二帖,去世后由其子郭昭俊宝藏。

1949年,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带到台湾,想要卖给台北故宫博物院,但由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缺乏费用,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浮出水面的宝帖又沉了下去。两帖没有顺利卖出去,当时急需用钱的郭昭俊只好转到香港,将这两幅宝帖押给一个印度人,印度人又将之抵押给一家英国银行,期限就定在1951年年底。

眼看赎期将到,可赎金尚无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而英国人对“二希”早就唾唌三尺了。

郑振礋得知后紧急向北京周恩来报告,希望政府能出资购买,以防国宝落入他国之手。周恩来得知后,即做批示:

”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惟须派人员和识者前往鉴别真伪。“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立即前往香港於以鉴定。在确认是真迹后,两件国宝均以重金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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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询  伯远帖

《研山铭》手卷落叶归根,收归国有

米芾是宋代著名的书画家,但米芾留存于世的书法作品大多为小字,大字仅有三件,一件是藏上海博物馆的《多景楼诗》、一件是藏日本东京博物馆的《虹县诗》、一件是藏于日本有邻博物馆的《研山铭》。此手绢流传有序,曾经入北宋、南宋宫廷,南宋理宗时被右丞相贾似道收藏。递传到元代,被元代最负盛名的书画鉴定家柯九思收藏。清代雍正年间,被书画鉴赏家、四川成都知府于腾收藏。由于历史的原因,此卷不幸流落到东灜,被日本有邻博物馆收藏,成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尤其是文物界、博物馆界、图书馆界、收藏界、书法界压在心头的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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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  研山铭  35.5×308.5厘米  中贸圣佳2002年秋  成交价2999万元

大家认为现在在全世界能买的米芾书法作品就这一件了。米芾《研山铭》手卷由国家博物馆收藏,有利于保管和研究。有的与会代表同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书画鉴定五人小组成员、两院院士傅熹年先生的意见,积极向国家领导人反映,由国家拨款给博物馆收藏。美国波士顿大学白谦慎教授,建议我们国家可以学习美国的办法,企业向博物馆捐资购买文物,可顶替或减免向国家的交税,进行集资。有的会议代表建议加大对米芾《研山铭》重要性的宣传,使国内更多企业家了解收藏《研山铭》的重要意义,由大型企业买下。还有的与会人员建议,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动员全国书法协会会员和书法爱好者捐钱购买。

中贸圣佳征集到《研山铭》后婉言谢绝了某国际大拍卖公司以3500万元港币为最低价的竞买要求。最后《研山铭》在2002年中贸圣佳拍卖会中,被国家文物局以2999万元定向够得,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宋五通书札从美国纽约回归故宫

古代文人、官宦交往的书札,有着极其珍贵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以及书法艺术价值。因为年代长久,北宋时期的书札已经是凤毛麟角,显得十分珍贵。其中北宋富弼的行书《儿子帖》、左肤的行书《与通判承议札》、何粟的行草书《屏居帖》、石介的行楷书《与长官执事札》、吕嘉问的行书《与元翰札》,在历史上是五通著名的书札,曾经被多次著录,并经过著名鉴定家、收藏家张珩先生鉴定收藏,后流落到美国。北京翰海公司1997年春季拍卖会从纽约征集到此拍品,故宫博物院以680万元购得。

富弼  行楷书  儿子帖  31.7×26.7厘米  北京翰海1997年春  成交价170.5万元

左肤  行书  与通判承议札  33.6×54厘米  北京翰海1997年春  成交价154万元

中国嘉德促成常熟“翁氏藏书”回归祖国

常熟“翁氏藏书”被称为清末九大藏书之一,古籍版本80种,542册,其中宋代刻本11种(150余册),元代刻本4种(50余册),明刻本12种,清刻本26种,名家抄本、稿本27种。宋刻本《集韵》、《邵子观物内外篇》、《长短经》、《重雕足本鉴诫录》、《会昌一品制集》、《丁卯集》、《施顾注苏东坡诗》、《嵩山居士集》等均为海内外孤本。这些国宝自民国初年无人知其下落,被专家认为是“近百年来学人想望、不知其存否的孤本秘籍”。1985年,“翁氏藏书”突然在美国展出,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文物界的震惊,但怎样使其回归祖国,大家苦无良策。中国嘉德公司自1997年起与翁氏后人翁万戈接触,王雁南数度飞赴美国反复磋商,经过三年不懈努力,终于促成以450万美元转让给上海图书馆。国内专家认为这些国宝级文物的回归,是目前所知清代以来留存海外的最后一批,也是目前保存最完整最重要的中国古籍善本收藏。

“从帖之祖”回归上博

《淳化阁帖》被誉为“从帖之祖”,是北宋太宗皇帝赵光义在淳化三年命侍书学士王著将秘藏在宫中“淳化阁”的108名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家的墨迹420帖,分作十卷镌刻在枣木板上。由于当时拓印的《淳化阁帖》数量极少,再加上到宋仁宗庆历年间,《淳化阁帖》原版被宫中火灾全部焚毁,此仅存的祖本更显珍贵。这《淳化阁帖》在新中国成立前流落到海外,后被美国著名中国文物收藏家安思远高价购藏。安思远当时受到年事高迈、健康下降、子嗣继承等问题的困扰。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安思远先生一旦出现问题,《淳化阁帖》很可能被美国收归国有。为此,在安思远有生之年用经济手段将《淳化阁帖》收回中国是抢救国宝当务之急。此事经拍卖界提供线索,由一位热衷文物回归人士联络,促成上海博物馆用450万美元购回。

《孔子弟子像》的回归

北京首都博物馆是改革开放以后成立的新馆,馆址在国子监街孔庙内。2002年春季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从日本东京征集来唐阎立本《孔子弟子像》绢本手卷,高31厘米,长1086厘米,绘孔子弟子59人,著录于《石渠宝笈》。阎立本是唐代著名人物画家,因为历史长久,兵灾人祸,真迹无存。现在阎立本传世作品有6件,皆为临本,此件为北宋临本,画幅最大,人物最多,画工最工细,保存最完好。此卷在清末时期散出宫外,辗转流入日本,被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征集到北京。首都博物馆从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以800万元人民币购得,寄给首都博物馆增加了一件镇馆之宝,又使“孔子弟子”回到孔庙,真是一举两得。同年秋季,首都博物馆又在中贸圣佳秋季拍卖会中以184.8万元人民币购得从海外征集来的明嘉靖三彩观音坐像,此观音像高达135厘米,造型慈祥端庄,色彩艳丽秀雅,实属罕见。特别是佛像后背用橄榄色釉水书写“嘉靖四十三年正月匠人乔”款,这种有年款的标准器,对于博物馆的陈列更为重要,更具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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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立本  孔子弟子像  局部  32.3×1086厘米  中贸圣佳2002年春  成交价800万  首都博物馆

1995年北京翰海拍卖公司,从英国伦敦征集到一件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清乾隆银兽面铺首,镌刻的铭文为“乾隆造办处庚午年制,长春园画玲珑馆陶嘉书屋”。这是一件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记录着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悲惨历史。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何其耀先生,在拍卖会上以8.8万元人民币为博物馆购藏,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增加了一件爱国主义新教材。还有另一件值得一提的是,被英法联军掠走的另一件同样的清乾隆银兽面铺首,在2003年4月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680万港币成交。依此,即可看到中国文物艺术品巨大的升值空间,也可看到何其耀先生的谋略的深远与判断的正确,以及为中国历史博物馆节省收藏费用之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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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银兽面铺首  长26.5厘米  北京翰海1995年秋  成交价8.8万元

宋刻本《春秋经传》为宋版本孤本善本,全书16册,弥足珍贵,藏于清朝皇宫,著录于《天禄琳琅书目续编》、《中国刻板图录》。后被末代皇帝溥仪盗出故宫散失,在溥仪偷盗文物的账簿中(即《故宫佚失古籍书画目录》)中有记载。现在有6册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有6册由中国嘉德公司从海外征集回流,被北京文物公司秦公总经理在拍卖会竞得,另4册下落不明。1999年北京文物公司拿出1册参加北京翰海拍卖会,被中国印刷博物馆以160万元人民币购得,给印刷博物馆增加一了件镇馆之宝。

对海外文物回流的冷思考

海外文物回流方式有很多种,并不能一刀切的以某一种方式贯穿文物回流的始终。对于当时被掠夺的流失文物,我们可以采取国际法对其进行追索。对于当时被以经济手段倒卖出去的文物,如果文物所有者愿意捐献,当然是双方最好的归宿。但如果文物所有者将文物在市场中进行买卖,我们也只能采取经济手段在市场中将其购回。

但对于海外文物回流,各买家应该理性对待。中国大陆文物艺术品市场,自2002年以来,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流失于海外的文物艺术品也大量地涌入,出现了回流高潮。由于过去流失海外文物数量众多,大陆文物艺术品市场容量巨大,价位上升,再加上海外侨胞爱国思乡的情怀,情愿少卖一些钱,也愿把自己悉心保存的文物带回大陆,落叶归根,其势头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必须冷静的看到,高潮带来的新的取向及其背后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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