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香港时局可以用“百感交集”“一言难尽”来形容。即使深入其间、身临其境的港大教授刘荣宁也无奈的著文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了解香港困境的真相”。为什么无法了解？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是什么遮蔽了真相以致博学如港大教授级别的人也不能了解？

一只看见或看不见的手。

搅动时局的手，我不说，也无法说。我能说的是市场意义上的那只看见或看不见的手。

2019年10月5日晚，香港苏富比“现代艺术晚间拍卖”中，全场估价最高的常玉作品《曲腿裸女》以1亿港元起拍，最终以1.72亿港元落槌，加佣金以1.98亿港元成交。而日本艺术家奈良美智的巨幅作品《背后藏刀》又以1.7亿落槌，成交价为1.957亿港币。市场如此爆雷，惊呆了一批艺术家的同时，也给很多艺术家以及收藏市场打了鸡血。各类自媒体也眉飞色舞地以此为话题。

常玉作品《曲腿裸女》以1亿港元起拍，最终以1.72亿港元落槌，加佣金以1.98亿港元成交

既然爆雷，那就一定有好的艺术存在。但是，爆雷事件中，好的艺术品和好价钱的艺术品是一回事吗？

以艺术品本身言，常玉的《曲腿裸女》未必好过八大山人的一只翻白眼的鸟，而奈良美智的《背后藏刀》也未必高过方力钧的光头或岳敏君的傻笑。基于此，好的艺术品和好价钱的艺术品并非一回事。

什么是好的艺术品？

好的艺术品一定是情感、联想和语言的精致。它在感同身受，意在言外的同时，还在形态学的意义上创造了新的表现形式。以这样的标准看，常玉和奈良美智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具备了我们关于好的艺术定义的一些要素，这也是其作品可以在拍卖场上价格爆雷的基点。不过，衡诸艺术发展史，常玉和奈良美智都属于具备个人聪明的艺术家，而不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师级艺术家。那么，为什么他们的作品会以接近或高出许多大师级艺术家作品的价格而被藏家收藏？收藏家不是白痴，市场更不是白痴。在大家都不是白痴的情况下，吃瓜群众究竟吃的什么瓜？

资本这只看见或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一说出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认为人类有自私利己的天性，追求自利并非不道德之事。但人们在追求个人最大的利益的同时，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市场）”在不动声响地驱动并调整着人们对更大利益的追求。在不断地市场爆雷中，我们之所以没有片甲不留，甚至还能体面地吃正餐，要感谢凯恩斯在亚当·斯密之后伸出的另一只“看得见的手”。这只“看得见的手”是国家对于市场的宏观调控。由于这只“看得见的手”，我们的日常生活虽然经常爆雷，却不致于一夜崩盘。

在金庸笔下老顽童周伯通才具备的左右手互博术中，后现代来临。后现代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说：“善于经营是最美妙的一种艺术……赚钱是艺术，好的商业是最好的艺术。”从这句话进入香港2019年秋拍夜场以及常玉和奈良美智的亿元级别的拍卖事件，不难发现，整个事件本身都是最好的商业艺术，而不是最好的艺术品。如果哪位艺术史家因此而去重写艺术史，不能说其没有一点儿道理，但其至少是不够冷静的。这也是面对市场狂欢时，作为批评家的我不能不更加冷静的坐在这里写文章的原因所在。

安迪·沃霍尔为什么要说“好的商业是最好的艺术” 这句话？当他说出这句话时，好的艺术品又在哪里？

1964年4月，我出生的年月，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在纽约曼哈顿区东74大街的斯泰堡画廊，将正在超市出售的肥皂盒子命名为“布里洛盒子”后展出。这种看起来很傻的举动，却改写了美学乃至艺术的原则。因为他的貌似疯狂、实则老谋深算的举动，传统的、天经地义意义上的艺术之为艺术的概念被改写了。关于什么是艺术品的概念、评定，不再完全取决于艺术品的物理特征，也不完全取决于艺术家或者批评家的创作与认定，而是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读者的看法。用约翰·凯里的话说就是，“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是因为有人认为它是艺术品。”藉着这句话，我们再看苏富比2019秋拍夜场上创下天价的《曲腿裸女》和《背后藏刀》两件作品，就会在当初第一时间的诧异中，回归到冷静的学术理性。

奈良美智的巨幅作品《背后藏刀》又以1.7亿落槌，成交价为1.957亿港币

也只有在冷静之中，我们才能知道，在沃霍尔似的疯狂中还有一个重大事件已经发生。那就是“生活即艺术”取代了以往“艺术即神圣”的观念。此前，文艺复兴“三杰”以及我们传统艺术大师，在我们内心深处不是神本身，也是神的近亲——天才。他们的与众不同以及他们所创作的经典作品总是让我们在顶礼膜拜中感受到神的光辉。也就是说，在传统意义上的大师那里，艺术往往是神圣的。然而，杜尚、沃霍尔之后，曾经坚固的“艺术即神圣”的观念开始瓦解，曾经严肃的殿堂，突然变成了娱乐场所。屋漏偏逢连阴雨。紧随其后的博伊斯又恰逢其时也恰如其分地提出：“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在这种美学思潮中，行为艺术、装置艺术、观念艺术纷纷展现身手。在他们狂欢式的展现中，经典与垃圾并存。这也是我们周围经常会有杂耍类的所谓艺术家在表演的原因。西川有句诗：“星月、山岗，允许一头大熊啼哭/但在城里，你一悲伤就像货币一样贬值。”不同的时间、地点、语境中，艺术以及艺术的意义是不同的，一味的跟风模仿，不是装疯卖傻而是真傻。而一旦我们把那些真傻的人或事也当作艺术或纳入艺术的语境中来谈论，我们也一样不是装疯卖傻而是真傻。必须铭记，能够“卖傻”的前提条件一定是“装疯”。一个“装”字，道尽了艺术之为艺术的真谛。

荷兰汉学家柯雷写有《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一书。他很严谨地把自己的讨论时限划定在“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这个时间段正是我学习、成长的时代。回首望去，精神在内心最深处，不太容易说。而金钱一直在我家门口的银行里注目我的行走。所以，透过金钱的数字去观看它的表演，比如苏富比的这次秋拍，我们或许知道自己的精神或者故乡不在拍卖会上。

这样说，不意味着我在排斥金钱时代。即使人穷志短，我也依旧记得王尔德的名言：“年轻时我一直觉得金钱很重要，等到老了的时候才发现果真如此。”而索尔·贝娄则更加直接地说，“金子就像阳光一样，照在哪里，哪里就发亮。”

现在，金子如阳光般照在苏富比，我的眼前和内心一片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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