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董先生的学生和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第三工作室建立之初即跟随董先生工作的成员，在八十年代的今天无比惋惜他的过早离世，我深切地感到，一生把所有的热情与精力全部投入于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事业的董希文先生，若能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亲眼看到美术领域内的变化，亲眼看到今天丰富多采的繁荣景象和一批批新一代学子的具有创造性的艺业绩，他将会是多么兴奋和快乐！遗憾的是，先生在世时所能感受到的这种快乐实在是太少了。

       我们知道，董希文先生是一位具有崇高理想，为人正直，在文化艺术上有高度修养和成就的大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基于他对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和认识，对美术历史发展的理解，他曾深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文化艺术领域内所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仍然存有问题。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虽然在1956年已经提出，然而实际上未能得到执行，而对一切艺术问题只作简单化的阶级划分；在美术领域内对西方美术史中所有的风格和流派可以容许流传的范围也很有限，除了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极窄的方面外，自印象派以后均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的表现，一概受到排斥和粗暴批判。在美术教育上也唯有一种学派受到推崇，造成了单一化的状态。为此，董希文先生希望这种状态能够迅速得到改变，尽早落实党的“双百方针”，使艺术能够按照艺术自身的规律健康发展。于是，他在“董希文工作室”即“第三工作室”筹建之时就确立了在教学中要以“兼收并蓄”的精神对待有关艺术学派等学术问题，并以之作为建立工作室的一个指导原则。在工作室制定的教学大纲中，第一条就这样写道：“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不仅作为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上的指导原则，同样也是教学上的指导原则，工作室设立的特点，就在于容许各种艺术学派、艺术样式、艺术风格和艺术方法的广泛流传。”在这里，开宗明义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兼收并蓄”的内涵，它不仅是为了表明工作室在艺术上的宽容度，或说明允许画派的广泛性，而且首先在于表明，对应该容许而又不被容许的那些艺术问题上的清醒态度。因为在当时的现实中需要不需要和容许不容许对更宽的艺术专业问题进行研究和流传，仍是十分敏感而尖锐的问题，所以“兼收并蓄”这四个字实际上就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相应的原则精神，成为当时的艺术教育上一个难得而可贵的特色。从这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在董先生对待艺术问题上的胆识和勇气，也体现了他对待艺术事业的责任心。

       董希文先生在工作室的教学中还有另一个有意义的主张，那就是“顺水推舟”。这句话表面看来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只是在教学方法上的一种主张和特色，实质上却不只是方法问题，而是如何对待学生艺术个性的问题，是表明对学生艺术个性的重视和肯定。在工作室的教学大纲中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每个同学应当具有自己的特点，探索自己的道路。”因此，“顺水推舟”是以学生的艺术特点作为教学的前提，以促使学生在学习中逐渐发展自己的艺术特色，探索自己的道路。

       董先生对学生特色的提倡，在当时的美术教育领域内也是一个十分新鲜和具有敏感性的特殊问题。要知道，“个人”、“个性”、“自己的”。这类词句，在形而上学盛行，突出强调一种简单化了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的时候，提倡走“自己的道路”，往往会被曲解为是走个人主义的道路，也就是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倡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简单化的主观随意性的推论在当时的艺术生活中是并不鲜见的。尽管如此，董希文先生仍然是这样写明、这样提倡和这样实行了。他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表现出的艺术特色是十分注意和爱护的，记得当时在素描课上，有一位学生在课堂作业中从方法到效果都很特别，按一般观点很不习惯。在我的印象中他的作业上把对象画得黑糊糊的一团，结构、形体、明暗关系都不清楚，作画程序也不规格，我甚至觉得这样的画法恐怕行不通。但是董先生看过后不仅没有批评和否定，反而十分肯定，认为很有特点，赞赏这个学生有绘画的感觉，画面效果结实丰富，鼓励他继续按自己的感受画下去。这一类的情况在其他学生身上也经常出现，董先生都以“顺水推舟”的方式给以鼓励和指导，因此，第三工作室毕业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很有艺术特色和成就的油画家。

       当然，第三工作室的特色不仅只在于这两点，特别是董先生重视油画要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主张，这里完全没有提到。因为“兼收井蓄”和“顺水推舟”这两点更具有争议性，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因此，一提起董先生的教学主张，一提起第三工作室，就自然首先想到这两句话。

       这些教学上的主张和作法，当时确实招致了不小的非议。果真曾把第二工作室当成“宣扬资产阶级艺术方向”的代表，甚至有的同志曾号召：“共产党员不能进第三工作室”。有些学生的作品后来也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最近我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那时在有的青年学生中对油画系三个工作室的状况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某工作室是统战对象，某工作室是依靠对象，某工作室是批判对象。这虽然是同学中的传言。也还是能够反映出几个工作室的实际处境。

       其实，董希文先生是认真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的，依照董先生的个人爱好和在教学中实际的倡导，在对待西方艺术方面，他也并不是对所有的学派和风格都一概推崇，对现代派艺术的介绍也很注意掌握分寸，注意一定的限度，只比较略宽一些到野兽派为止，更现代的画派很少接触。特别是在艺术观念上，若按今天的情况看甚至还是相当的“传统”的。他的兴趣更多地是在风格和手法上，较多强调和重视的是艺术特色和艺术表现。记得他在访问原苏联回来后谈到，在原苏联当代画家中最喜欢萨里扬，认为他的画，风格鲜明，特别赞赏萨里杨对色彩的运用，说是：“如同瓷器相碰一样清脆有声。”另外，董先生在自己住家的墙上长期挂着一幅西班牙画家埃尔·格列柯的名《托列多风景》的大幅印刷品。在地上长期摆着描有写意花卉的宋代磁州窑大花瓶。我觉得这两样东西可以说正代表着他的艺术上的两种兴趣，一个是他喜爱的画家的艺术风格，一个是他喜爱的用笔自由生动的绘画方法。

       根据董先生的这些表现，以往的那些非议在如今看来显得十分的可笑与幼稚。但是，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过来的，董希文先生为了这些专业的艺术上的问题，为了坚持正确的方针，自1957年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十多年间始终身处在委曲与痛苦之中，后来竟不幸患不治之症。我无法忘却，在他生命最后的数日间我到医院看望他的情形。一贯挺拔潇洒、风度翩翩的董先生，竟被病痛折磨得体肤全非，令人不忍目睹了，他已很少有精神睁开眼睛，也很少有气力说话了。就是这样，他仍以仅余的精神关心着美术的变化，专注地听我向他介绍美术方面的情况，正在照顾他的董夫人在旁边对我说：“他就爱听这些情况，你和他多说说。”真是一位忘我的彻底的艺术家！

       现在，董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十六年了，这中间无论国家和艺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家的个性和艺术自身的规律性得了尊重，以往那些尖锐对立和争论不休的问题也被历史所澄清，印象主义等早已不再是毒草，马蒂斯和毕卡索也被摘除了作为资产阶级腐朽艺术代表的荆棘冠，以至几乎世界上的各种艺术流派都可以有所研讨或流传，……。时代确实是在发展，历史确实是在前进。回想当年热情推崇、坚决实行“双百方针”的董希文先生，若地下有知，想必也是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