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意高古 胸怀天下———傅抱石人物画的民族主义精神

王 飏  来源:艺术百家 发表时间:2016-12-15

摘要:摘 要: 傅抱石人物画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人格修养是他民族主义思想发源的土壤,时代的召唤更坚定了他内在的民族主义信仰,对历史文化典籍的研究,加深了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解和共鸣,和爱国诗人郭沫若的友谊促进了他民族主义思想的深化,傅抱石认为美术家是时代的先驱,是民族精神的宣传者,他胸怀一个艺术家的历史责任感,在人物画中通过神态刻画、气氛烘托等表现手法,以高超的技艺和高蹈的情怀,振兴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表现出艺术家对于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

       傅抱石是 20 世纪中国山水画的领军人物,他的山水画驰骋纵横,吞吐山河,以其独有的创新性和时代精神彪炳于世,他的山水画呈现阶段式改变: 早期师法古人,石涛、梅清、程邃都对他产生较大影响。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研究吸收了日本画法,在光线和色彩上有所拓展。入蜀八年后,绘画进入成熟的阶段,成就了睥睨古今的“抱石皴”。而他的人物画似乎一直变化不大,不仅面容、发式、衣着十分雷同,人物造型也大同小异,更无明显阶段性变化,他自己声称,为了山水画的需要,偶尔画人物,他特别注重描画衣服皱褶,也是为了研究中国画“线”的需要,但笔者认为,傅抱石的人物画甚至比山水画更能体现他的价值观和精神取向,如果说他的山水画在气势、技法上的突破令人叹为观止,那么他的人物画则是画家于笔墨表现的一贯性中,反映其人格精神的稳定性和价值取向的一贯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气质就是民族主义精神。傅抱石经历过战争爆发,时势动荡的烽火岁月,他笔下的人物或背负民族兴亡之重任,或暗喻民族复兴之期待,与画家的政治立场、情绪抒怀不谋而合,正如何怀硕所言: “傅抱石一生多画古人,借古抒今,表现时代感应,或以自况。他们的悲愤、不满现实、萧疏放逸以及人物内心深处的哀伤与沉痛,都与画家心有灵犀,相求相应。”

       傅抱石非常注重人格修养,而他人格修养的核心便是民族主义精神。他指出:“中国绘画的精神乃源于广大的国土和民族的思想,它最重要也是最特殊为世界各国所没有的一点,便是对作者‘人品’的极端重视。”傅抱石一生刚正不阿,仁义宽厚。20 世纪 30 年代,他经济稍有宽裕,便资助青年学生,腾出自己的房子给学生住,还给生病的学生支付医疗费。50年代初,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授宋征殷受到批斗,在千人大会上,傅抱石坐在第一排给他打气。他爱憎分明,对热爱的人物一再讴歌,他创作了《屈原》《屈子行吟图》《信国文公文天祥》《苏武牧羊》等,傅抱石对这些拥有崇高人格的民族英雄钦佩不止,他说: “画家要通过长期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体会,心仪其人,凝而成像,所谓得之于心,然后形之于笔,把每个人的精神气质性格特征表现出来。”他对憎恶的现象也大胆鞭挞。 1943 年,他去重庆南温泉,遇到宋美龄等人出行,场面恢赫奢靡,他异常愤怒,联想到杜甫诗作《丽人行》,创作出《丽人行》巨幅人物画予以讽刺。抗战时期,傅抱石在《中国美术精神上来看抗战必胜》中探讨了中国美术的三种精神,首先便提到人格的修养,认为这三种特征扩展到全面的民族抗战上,便是胜利的因素。因此,在傅抱石的概念里,人品不是孤立的,是和中国画精神息息相关的,而人品生根发芽的土壤就是崇高的民族精神。

       时代的召唤更坚定了他内在的民族主义信仰。傅抱石人物画创作有两个高峰,一是抗战期间,一是解放之后。抗战入蜀之前傅抱石专攻山水画,很少涉及人物画。抗战爆发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傅抱石在民族衰微的时代,产生了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当时国统区美术界在为中国画如何为抗战服务展开热烈讨论。陈晓南、龚猛贤等人认为中国画脱离大众,如果不能为抗战所需要,就应当被取消。傅抱石坚持中国画的积极性“我觉得中国画完全为一种积极的前进的表现。不过它的积极,是沉着而不是浮躁,是潜行而不是暴动……中国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对于美术的鉴赏,表面上好像“闲散”似的,而潜伏在意识内的实在是一种无比的紧张” 傅抱石一方面为传统中国画正名,一方面身体力行,以艺术为斗争武器,创作一系列隐喻时局的人物画。1940 年,傅抱石为中苏文化协会赴苏联主办的《中国战时绘画展览会》创作了《唐金昌绪 ( 春怨) 诗意图》,原诗为: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表面是闺怨题材,实质却表达反战厌战的主题。1942年首作《屈原图》,选取了屈原投江自沉前的形象,屈原长发披肩,衣衫凌乱,失魂落魄,无以自持,岸边芦苇飘荡,汨罗江水翻腾滚滚,仿佛在怒号,这一伟大而悲壮的时刻被傅抱石刻画得淋漓尽致。其后他更是多次创作屈原图,通过民族英雄来激发民众抗战救亡的思想不言而喻。由于对屈原的仰慕,傅抱石还描绘屈原《楚辞·九歌》中的人物: 湘君、湘夫人、云中君、山鬼等。1943年12月,傅抱石之女傅益珊四周岁生日之际,他和夫人罗时慧翻出楚辞,读到“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想到强敌正在蹂躏沅澧,不仅感怀万千,创作平生第一幅《湘夫人》。傅抱石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画家,面对人生的黑暗,他不是正面揭露,而是以描绘理想人物代替控诉。在抗战兵荒马乱的时期,他笔下竟然出现湘君、湘夫人、云中君、山鬼等美人的形象,这些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美人,更是理想的化身,绘画成了画家人格理想的寄托,他借助理想人物表达对于光明的向往和信心。新中国成立后,傅抱石的人物画面貌有所改变,少了激愤忧伤,多了平和温润。 1954 年,傅抱石创作《云中君和大司命》,云中君端坐在龙车之中,神态安详,头顶似有佛光呈现。大司命从远处御龙而来,注视着他心仪的女神,他们的周围云雾蒸腾,幻化离奇。画家以云蒸霞蔚的少见色彩与光影效果营造出风云变幻、神秘莫测的景象。不难看出画家在新中国初期心情的开朗和明媚。1950 年以后,傅抱石以毛泽东诗意为题材创作了一批绘画,其中《毛泽东答李淑一词意》是根据毛泽东词《蝶恋花》绘成的著名人物画,傅抱石在画面右上角画了嫦娥和吴刚,嫦娥飞向太空,吴刚捧酒相迎。嫦娥身后是倾盆大雨和飘飞的柳叶,左下角是象征革命的山川和红旗,天上人间靠着强劲的雨丝相接,全画构图独具匠心,充满浪漫色彩,充分配合了毛泽东词意“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意境,以诗意的语言形象表达出对爱国忠魂的缅怀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

       傅抱石酷爱阅读史书古籍,写下了两百万字的美术论著,尤其推崇六朝时期和明末清初这两个朝代的历史文化,六朝时期王朝更迭,思潮纷呈,成就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高峰,高人们清谈成风,他们的精神风貌与傅抱石不谋而合。20 世纪 40 年代初,傅抱石以六朝人物或历史故事为题材创作大量人物画作品,完成《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研究》,绘制《竹林七贤图》《晋贤图》《渊明沽酒》等,甚至对同一主题反复描画。东晋时候的高人贤士,清谈论道,表面看起来闲散,逃避和退让,其实意识层面却是求取人生的大解放,他们往往胸怀抱负,不得志而隐向山水园林寻求心理安慰,其实是以曲折的方式寻求进取。“这些高古的题材,在傅抱石笔下成为抒发情感的工具,表达了对古代高人的理解与共鸣,令人感到画家不在画古人而在画自己心灵中所憧憬仰慕的典型,以此展现中华民族高贵的精神和博雅的气质,这样符合画家极力宣扬的中国绘画精神之内在追求。” 明末清初是傅抱石认为的另一大中国绘画高峰,他深受明末僧人石涛影响,画了十几幅石涛像。甚至将本名“瑞麟”改为“抱石”。最初他被石涛不同凡响的绘画风貌所吸引,研读美术史后,又为石涛的遗民精神所折服,遗民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典型之一。傅抱石说: “石涛在绘画史上,为一大宗师,足为后人法,在民族史上,为以艺术反抗异族,其精神自垂千古,其遗留之题画诗迹什九可歌可泣,惜国人无注意及之者,以为若能发扬,不特于艺术上有重大影响,即在今日唤起民族自信之运动中亦为适切之工作。” 尽管后来史料证明石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遗民 但是傅抱石对他所理解的石涛遗民精神的认定,充分表明了傅抱石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沉潜于心的忧患意识。

       在傅抱石的民族主义思想追求的路上,郭沫若是不能不提的一位重要人物。对傅抱石一生影响极大的人物有三位:徐悲鸿、金原省吾和郭沫若。徐悲鸿为傅抱石留学日本提供难得的机会,使他从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成为专业的美术研究者,逐步迈入艺术的神圣殿堂。金原省吾是他留日的老师,他们在中日文化上的碰撞和交流,促进了傅抱石绘画上的变革创新。他们两位均为画家,郭沫若虽不是画家,却是爱国诗人,他对傅抱石的影响主要在于思想层面。傅抱石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郭沫若,归国抗战期间,傅抱石就职于郭沫若主持的重庆政治部第三厅从事宣传工作。面临着抗战的严峻时局,他们携手共进,为抗战救国奔走呼号。1942 年,郭沫若为了鞭挞国民党政府同室操戈的行为,创作了五幕历史剧《屈原》,《屈原》公演两个月后,傅抱石创作了生平第一幅《屈原图》,意在配合郭沫若,唤醒国民的抗战热情与民族精神。剧本完成后两个月,郭沫若又完成了长篇著作《屈原研究》。“伴随着郭沫若研究屈原著述的问世,傅抱石也总能及时地创作,与屈原相关的作品 以表达对郭沫若的支持与崇敬。” 郭沫若也常常题诗表达对傅抱石的响应。1942 年夏天,傅抱石为筹备秋天的个人画展,抱了一迭已经裱好的画请郭沫若题跋,其中有一幅《张鹤野诗意》,张鹤野为明末遗民,面临山河破碎,国破家亡之况,只能寄情山水。画面危岩峭壁,杂草荒树,水天空白,渔翁独钓,寓有家国兴亡之意,郭沫若看后非常感怀,便附和绝句以为题词: 画诗意费哦吟,借古抒怀以鉴今。犹有山川犹有树,莫因零落便灰心。1943 年傅抱石创作《湘夫人》,郭沫若题诗“沅湘今日蕙兰焚,别有奇忧罹此君。独立怆然谁可语,梧桐秋叶落纷纷。夫人矢志离湘水,叱诧风雷感屈平。莫道婵娟空太息,献身慷慨赴幽并”,赋予了湘夫人伟大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1954 年,傅抱石以册页方式完成《九歌图》。此画是根据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创作,意在用绘画方式和郭沫若相互应和。其中《国殇》尤为震撼,诠释了“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的英勇精神。傅抱石和郭沫若,一个是爱国诗人,一个是画届领袖,他们用文艺的方式并肩战斗,共同为伟大民族的复兴而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主题思想总是隐藏在画面之后。傅抱石以精锐的心灵,画家的技巧,通过神态刻画和气氛烘托表达人物的民族精神。《湘夫人》是傅抱石人物画代表作,画家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直到生命最后几年都在创作这一题材。湘夫人为《楚辞·九歌》中的人物,画家选取了湘夫人伫立湘水之侧,思君不见君的形象。他特别注重人物眼神刻画“傅抱石画美人眼睛时,专注得甚至有点紧张的神情,不断把眼睛摘下又戴上,不时地弯下腰准备动笔,又挺起身仔细端详,仿佛自语,又似与画中人相聊,手中一只细笔,沾了墨,不断地在唇上舔弄,心有成竹,才伏下身去点睛。” 1943 年抗战期间作《湘夫人》湘夫人立于树下,眼睛低垂,神态忧伤,身后是飘飞的树叶,当时国家面临异族践踏,正处于风雨飘零之中。画家借题表达出自己的深切忧虑。而 1954 年所作《湘夫人》则完全是另一番情绪。湘夫人平视远方,嘴角微扬,似在微笑,脸面也较之前丰满,树叶不是从身后飘来,而是从侧面迎风吹来,全画敷以暖色作底,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这一变化。折射出国家解放、民族兴旺对于画家的内心影响。傅抱石又是烘托气氛的高手,他发扬自己山水画的特长,以树木、水波、云雾等为人物作衬托。而背景却不写实,往往大笔挥出,如同现代摄影技术里的虚化技术,这样的好处是既衬托了气氛和意境,又不至喧宾夺主。如 1946 年所作《东山丝竹》,画面上方树叶以粗笔挥出,如墨团状。而高人歌妓树下吹笛抚琴则细细描画,突出高人的雅悦之情。《山鬼》图中,山鬼仿佛置于雷电墨云中,侍从和虎豹均隐没在云雾中,唯有山鬼那张苍白清秀的面容清晰无比,有清冷又震撼人心的美。傅抱石的人物画有一种高贵的美,这是他在中华民族高贵的精神修养中浸染而来,他的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时代精神,彰显着中华民族的内涵和气质,正如他自己所说“凡一件成功的作品,其唯一条件应是时代精神丰富的作品。”  

       傅抱石认为,艺术不能脱离民族精神而独立存在,认为“中国画的精神,既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而这种精神,可以说,民族精神又正是和民族国家同其荣枯共其死生的”一直贯穿于傅抱石的绘画精神之始终。之所以它在人物画中尤为特出,是因为人物一般都有明显的精神指向,历史人物、民族英雄又在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中,早已获得大众的心理认同,承载着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民族精神,是令人振奋和鼓舞的。傅抱石作为一代画坛巨匠,有吞吐山河的气概,有浪漫无羁的酒神精神,“他的精神里融会着时代风云突变的精神,发扬民族精神,他的生命涵溶着民族奋发的跃动的生命。”振兴民族文化,是他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以自己高尚的人格,高超的技巧,高蹈的情怀和理想的人格,感应时代,创造出传世千古的风流人物,他的精神永远值得世人怀念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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