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的信号——重读栗宪庭《重要的不是艺术》

​刘骁纯  发表时间:2016-12-15

摘要:在中国学术界,无论肯定新潮美术的还是否定新潮美术的,一直认为85-89是一个整体思潮,统称八五运动、八五思潮、新潮美术,特点是群体运动,“艺术老百姓”,“重要的不是艺术”,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肯定者不敢肯定其艺术创造性,否定者因此抨击新潮美术“模仿”“跟风”“盲从”就更加理直气壮。

转折的信号

——重读栗宪庭《重要的不是艺术》

刘骁纯

 

         红专厂微信平台重新发表了栗宪庭29年前的旧文《重要的不是艺术》,今重读,文已旧而质犹存,时渐远而景愈清。

         简单说,这篇文章是新潮美术从群体运动转向个体创造的转折信号。

 

一、新潮美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吗?

 

        在中国学术界,无论肯定新潮美术的还是否定新潮美术的,一直认为85-89是一个整体思潮,统称八五运动、八五思潮、新潮美术,特点是群体运动,“艺术老百姓”(高名潞),“重要的不是艺术”(栗宪庭),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肯定者不敢肯定其艺术创造性,否定者因此抨击新潮美术“模仿”“跟风”“盲从”就更加理直气壮。

        当前肯定新潮美术的人越来越多,但基本没有跳出旧的思路,仍然将新潮美术整体上视为思想解放的群体运动。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提出两段分期的是隔岸观火的巫鸿。

        巫鸿于2010年编了一本MoMA版《中国当代艺术文献》(英文),将80年代的后半期,分为“85-86”,“87-89”两段。据我理解,后一阶段,乃是从群体运动转向深入创造的阶段。

        2007年,巫鸿曾就分期问题在深圳OCAT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征求过意见,与会的费大为、冯博一、黄专、刘骁纯、吕澎、朱青生都觉得这是个新问题,但经过讨论,都接受了巫鸿的分期方式。

       《中国美术报》85年创刊,89年停刊,正处在新潮美术从潮起到潮落的历史时期。作为主编,我当时最大的困惑是:作为群体运动,肢解出几个艺术家有意义吗?提出分期问题,我的思路一下子明朗了:85-86,群体运动阶段;87-89,在群体运动裹挟下的艺术家的创造阶段。

 

二、“新兴美术家集群” 和“新潮美术家”

 

         1985年11月30日《中国美术报》在栗宪庭力主下开辟了“新兴美术家集群”专栏,这恰恰是群体为特征的八五运动的反应。1987年 9月21日《中国美术报》在我提议下开辟了“新潮美术家”专栏,这恰恰是个体为特征的深化阶段的反应。在开设“新潮美术家”栏目时,我在栏目按语中强调了“新潮艺术正在分化、重组”,“新潮艺术家的理论和实践又在深化”,当时,我也是在期盼艺术深化阶段的出现。

       栗宪庭在“新潮美术家”栏目下先后编了丁方、王广义、吴山专、张培力、耿建翌、宋陵、吴少湘、谷文达、夏小万、施本铭、李彦平、陈宇飞12个人。此外,1987年以后大篇幅报道的还有蔡国强、徐冰、吕胜中、黄永砯、任戬、顾德新、王鲁炎等。今天看来,这些艺术家,当时有的已经很成熟了,有的则已经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从“新兴美术家集群”到“新潮美术家”,并不简单是栏目设置的技术问题,这种栏目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对群体运动式的艺术大潮的反思。

 

三、新潮反思

 

       新潮反思最早的信号是栗宪庭1986年7月14日《中国美术报》发表的《重要的不是艺术》。

       这是第一篇从内部反思八五运动的十分尖锐的重要文章,他嘴上说“重要的不是艺术”,脑子里实际上想的却是“重要的是艺术”,正因为对八五运动艺术水平的不满,才写了这个文章。

        在这一版上,水天中的文章《陌生的历史》揭开了被大陆遗忘的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思潮。巴荒的文章《重复与悲剧》则认为八五美术没有超越三、四十年代甚至不如三、四十年代,并说:真正的悲剧“在于作品成了思想和观念的结晶而非艺术的结晶”。

       栗宪庭认为“‘85美术运动’不是一个艺术运动”,“充其量只是一个思想准备阶段”。 他批评八五美术参与者之间“从精神意识到绘画语言惊人的相似”,“哲学的贫困,使他们不得不去冒充哲学家,思想的无力,使艺术作品不得不承担它负担不起的思想重任。这正是当代中国艺术的骄傲,然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艺术的可悲”。

       “重要的不是艺术”,是对新潮美术值得骄傲的一面的价值肯定。

        一个月后,1986年8月,“85青年美术思潮大型幻灯展暨学术讨论会”在珠海举办,这就是著名的“珠海会议”。《中国美术报》在报道这次会议时,报眉大字为:“85美术思潮回顾与展望”。它意味着八五美术运动已近尾声,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思。

        又过了一个月,1986年9月8日我在《中国美术报》上开设了“新潮反思”栏目,栏目第一篇文章是王广义回应栗宪庭的文章《我们——“85美术运动”的参与者》。

       1996年底的厦门达达焚烧作品的事件具有涅槃与再生的象征意义,它预示着向群体运动告别,也预示着对个体创造性的期盼。黄永砯在当时明确写道:《厦门达达——一种后现代?》。因此,它还预示着现代向当代的转化。

       1987年底,高名潞编写小组完成了《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的写作。这意味着八五美术已经终结并进入了美术史。

 

四、没有谢幕

 

        高名潞是八五美术的最重要的发言人、理论家、活动家,是86年珠海会议和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主要策划人,是《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的主要编著者。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叫做“艺术老百姓”。他认为“艺术老百姓”一直延续到“现代艺术大展”,延续到1989年,甚至至今反对强调个人。

       栗宪庭是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现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发言人、理论家、活动家,87年以后,他的全部热情转向了个体的深度创造,因此他在报纸上总是给新潮美术家超常规的大篇幅报道。但他也认为85-89是一个整体,认为“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的两声枪响是这个整体的“谢幕礼”。

       对于群体运动来说,大展是迟到的谢幕仪式,但对于87后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来说,大展之后他们并没有谢幕,没有终结,他们沿着各自的方位不断发展,生命活力至今不衰,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新潮美术前后两段合在一起仍然是一个整体,其总特征是群体性的宏大叙事,“现代艺术大展”展现了这个基调,但87后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除个别在海外的也都参与了进去,这是因为他们无法逃避群体运动的大背景。不过有些人的心情是矛盾的,例如,据费大为介绍,当时吴山专、张培力、黄永砯从展厅出来时,都对人海战术表示摇头。再如,徐冰、吕胜中当时就对我说自己不是新潮艺术家。谷文达前些年在一个访谈中讲自己“站在新潮美术的对立面”,他与新潮美术的区别在于:“没有群体,向西方现代艺术挑战”。

        新潮美术可分为两段:

        85-86:群体运动,85思潮,85运动,艺术老百姓,重要的不是艺术……

        87-89:在群体运动裹挟下的个体创造,这些创造性成果是新潮美术真正的骄傲,那些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在“89现代艺术大展”后并没有“谢幕”,其文脉一直延续到今天。

       《重要的不是艺术》一文就是从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转折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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