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宫廷造佛像

康熙时期经济发达，手工业蓬勃发展，目前存世的康熙瓷器、铜器等工艺品数量巨大。当时，藏式佛像制造地除西藏地区外，北京也是个重要制作中心。由于西藏佛像带年款的甚为罕见，故康熙与乾隆年间（1736—1795）的作品往往混淆不清。近年来笔者依据少量标准器，对康熙与乾隆两代的西藏风格佛像初步摸索出了一些造型规律，以此作为依据，帮助藏家判断佛像的时代。（本文所分析的造像主要为宫廷造像，民间造像则不完全囿于此规律）

目前笔者所见带年款的康熙佛像仅四尊，即：

高僧坐像，高77.5厘米，康熙十九年（1650），见1994年香港苏富比拍卖图录；

摧破金刚像，高22厘米，康熙二十四年（1685），日本北村太道藏；

康熙时期佛像与乾隆时期佛像眼睛对比 

四臂观音像，高73厘米，康熙二十五年（1686），故宫博物院藏；

长寿佛坐像，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

以上四尊除第一尊为僧装像外，其余三尊均为菩萨装像。从菩萨装的三尊像上可发现如下造型规律：

面相。康熙时期佛像的面相丰圆适中，五官匀称，尤其是双眼造型较为写实，上眼睑呈弧形，略微上扬。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对比可发现康熙、乾隆两朝佛像双眼造型截然不同。

宝冠。从以上三尊康熙造像可看出，康熙佛像宝冠工艺复杂，喜镂空，有的上面镶宝石，玲珑剔透。最能代表康熙时期佛像特点的是束冠的缯带（宝缯），呈U形，U形的底边相连于两肩，再向上飘起，缯带顶端各有一桃形的摩尼宝珠。

项链和缨络。项链为双环，中间镶珠宝或做成珠玉状，整体呈倒立的三角形。缨络自然垂下，在两乳头位置恰好装有珠饰，可以遮住乳头。缨络的下垂角度和走向与尼泊尔和西藏西部的佛像对比看，可作为判断佛像时代与产地的重要特征之一。

帔帛。康熙时期佛造像的帔帛从双肩下垂又优美地向两侧甩出，然后缠绕双小臂，再覆搭于台座前成垂带状。此种样式偶然见于元明时代的菩萨造像上，但康熙的菩萨像无一例外都是此种样式，成为康熙朝造像的定制，直到乾隆时仍零星可见。康熙的造像，帔帛的纺织物质感很强，纹褶自然折叠曲复，富有写实性。

大裙。康熙时期佛像的裙较为写实，衣纹在小腿部呈放射状，纹线分布优美，造型生动活泼，腿部衣纹的处理手法可以看出是沿袭明代佛像造像技法。康熙时期佛造像与乾隆时期有所区别的是，其衣饰形式为典型的汉装，天衣飘带和裙的塑造很注意其轻薄的质感。

莲座。康熙时期的佛像莲座高度一般偏低，莲瓣饱满，花型亦较宽肥。基本上是莲瓣包裹台座，仅背后省略二三朵莲瓣，留一块饰卷云纹的空白。这种莲瓣的省略方法与在元代造像的佛座上可看到，明代永乐、宣德的官造佛像上也是满饰莲瓣，没有偷工减料的现象，只有民间作品为省工省料，仅在正面饰莲瓣。康熙时期的官造佛像还算是满饰莲瓣，到了乾隆时期已基本上是将莲瓣省略了一半，仅剩正面装饰了。满莲瓣的莲座几乎就不见了。

康熙时期与乾隆时期佛像台座莲花瓣形式比较 ： A 为康熙时期台座， B、 C 为乾隆时期台座 

康熙时期佛像莲座的底部边缘部分仍为平直的梯形，这仍是沿袭明代佛像的作法。有的在上面还阴刻八宝等吉祥纹样。到乾隆朝，佛像底边多是圆隆形的，没有挺拔感，显得绵软浑圆。

材质。康熙时期佛造像采用的铜质呈金色，多为红铜，黄铜较少见。材质较厚，金色灿烂悦目，颜色偏暖黄色。造像技法深受明代造像影响，佛像造型端庄匀称，比例舒适，注重写实技法，技术上精益求精，没有偷工减料的现象，代表了清代佛造像的最高工艺水准。

真品乾隆官造长寿佛像

仿品乾隆官造长寿佛像

乾隆宫廷造佛像

乾隆时期的佛像数量远远超过康熙朝佛像。乾隆帝利用佛教怀柔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政治和宗教上层人物，加之他本人也崇信西藏佛教，开始大量铸造佛像，因此现存的藏式佛像多铸于乾隆时期。乾隆时期的佛造像有明确纪年款的并不太多，大多数佛像只在台座正面铸“大清乾隆年敬造”字样。由于乾隆朝的佛像数量太多，故工艺水平虽然精工，但为了大量生产，在工艺上就有所简略，细部的纹饰已不如康熙时那样精益求精，衣纹、帔帛等织物的质感也衰退，逐步演化为装饰性和象征性的。以日本北村氏藏“大清乾隆年敬造”铸款的欢喜佛母为例，即可看出乾隆时期佛像的特点。

头冠与佛冠。乾隆时佛造像头冠已做简化处理，一般多为五枚桃形饰片，中间饰珠形，外缘阴刻些放射线。康熙时期佛造像佛冠多镂刻钻空工艺，而乾隆时佛冠一般作简化处理，束冠的小花结在两耳旁成蝶形，这是从西藏西部的常见的样式而来的。缯带底端较宽肥，呈三折弯式向上飘卷，不及康熙时的缯带轻巧灵动。

面相。乾隆时佛面相较康熙时更为饱满，额头宽而隆，脸型偏方圆。五官刻划较程式化，鼻子呈三角体，较为生硬。嘴唇短而略显厚。双眼明显与康熙时不同，此时佛像双眼上眼睑向下垂，弯度很大，呈俯视形，极具装饰性，常见于藏西地区的元明时代佛像。但元明时的佛像，此眼曲线非常生动，乾隆时已变成徒有概念化的方楞眼的形状，失去了灵动自然的表情。至乾隆晚期，佛造像程式化更为明显，眼睛处理越显简略和概念化。

缨络与帔帛。由于乾隆朝的佛像数量远超康熙朝，且制作方法已成模式化，更便于佛像断代。除了从宝冠和缯带上鉴别外，乾隆造像的缨络颗粒较粗大，不精致，远看效果尚佳，近观则没有耐看之处。帔帛也较简单粗重，缺乏康熙朝佛像的轻盈灵动感，帔帛覆搭双肩部分也不再像康熙时佛像那样宽肥，而是上下宽度一样，显得很简略。乾隆时期造像上的双垂带，已退化简略，有如两根利剑，直楞楞地贴在台座上，布纹刻画仅是象征性地简单刻画几道，全无意趣可言。因乾隆朝佛像的装饰制作得简略朴素，故上身显得袒露较多。

大裙。康熙朝佛造像汉式大裙较多见，喜强调裙的曲折生动的褶纹，富雕塑意味。乾隆时佛像的裙一般处理成两种样式，一种即汉式的裙，但衣褶简略，不深刻，多在膝窝转折处处理成一二道褶纹，较为概念化。由于衣褶简略，使腿部感觉臃肿粗壮，缺乏雕塑意趣，远不及康熙朝造像的裙生动写实。

还有一种裙也是乾隆朝爱用的，即腿部基本上没有褶纹，似乎是裸露着双腿，但在裙角部分又简略地作出些裙际线，上面常装饰有梅花点。这种裙的样式是从印度笈多时代萨尔那特式佛像而来的。在西藏佛像上，经常能看到印度佛像的痕迹，这点一般相较汉式佛像更为明显。

莲座。乾隆时的佛座莲花瓣也大为简略，莲瓣的内层一般不再装饰云朵纹，绝大多数为素莲瓣。外缘中部的起伏很小，略起一三角形，花型也较呆板扁平。总之康熙时造像上的那种丰满华丽的大莲瓣在乾隆造像上已看不到了，代之以对称工整的素莲瓣。此外，座的最下缘已不再是明代和康熙时造像的直壁样式，而是一律制成圆隆形，给人以圆润肥厚之感。或者为了在下缘部刻写佛名，也还制成直壁样式，—般较宽，感觉沉重。至于康熙时造像台座前左右下垂的二条帔帛，在乾隆造像上基本不见了，偶有所见，也很生硬，仅起个装饰外形而已，帔帛的柔软轻薄质感全失了。

乾隆造像总体特征是造型丰满，整体宽厚，工整端庄有余，细腻轻巧不足，也可说是在宫廷御用监造之下，艺匠们无法自由发挥技艺，以致成为这种类似书法的馆阁体一样，显得肤圆润，没有棱角和艺术个性的产物。

在用料上，康熙时造像尚多用红铜，而乾隆时造像几乎常用黄铜，铜质冶炼精致细密，造像器壁厚实严谨，触手感觉生硬干脆，分量沉重，若用金属敲击，发声清脆悦耳，俨如铜铃。

鎏金。康熙时造像金色偏橘黄、中黄，金质较厚，色泽悦目灿烂；乾隆时造像金色偏冷，呈略冷的黄色，金质较稀薄，大概乾隆造像数量过于庞大，黄金不敷供用的关系。因此，又有许多不鎏金的造像，由于铜质精炼，铜色鲜明，新制品不鎏金也给人以金光耀眼之感，民间俗称此种铜为风磨铜。

附带提及，康熙与乾隆均分别执政六十余年，这一时期可称盛世。为适应蒙藏地区民族关系和宗教信仰，佛像的制作也是精工制作，数量庞大。及至嘉庆、道光以后，江河日下，国力衰微，即使有宗教需要，库存的康乾造像也足够应付，已无须再大量制作，故清晚期宫廷造像反而少见，这是与瓷器等日常易碎器皿所不同之处。偶见清晚期造像，多造型枯瘦，四肢细小，莲瓣更是简略成扁平的装饰纹样，且体小量轻，器型薄脆，少有鎏金者，与康乾造像根本不能等量齐观。

真品康熙四臂观音   仿品康熙四臂观音

清代佛像遗留尚多，时代距今相对较近，目前我国在金铜佛像断代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故业内一般多笼统定为清代。拙文只是初步将康熙与乾隆的造像作了些大体的分类，希望可以为初涉收藏佛像的爱好者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