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怀念

——悼力群同志

中国美协顾问  王琦

       与我有70余年交谊的老友力群同志走了，这是继彦涵同志辞世后又一次引起我在心灵上的极大震动！

       力群同志为人正直、作风正派、爱惜分明、不平则鸣，这是他一贯作风。早在上世纪30年代抗战初期，我和他同在武汉由郭沫若先生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美术科工作，我们被编在同一个学习小组，张光年（年时笔名光未然）是组长，力群是副组长。每次会上，力群都勇于发言，对他看不惯的现象进行批判斗争，语惊四座。特别是在“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三厅美术科的同志都去参加了。力群同志手里拿着大会发的会章，看了一会儿，突然起立发言：“主席，我有意见。众所周知，木刻在抗战中发挥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但在会章的条款中，只有国画、油画、雕塑、实用美术、篆刻、建筑，而没有木刻，这是为什么，请解释！”力群的一番仗义直言，使得会议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紧张，特别是在主席台上的那位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张道藩显得更有点坐立不安。他拿着会章看了一会儿，然后对大家说：“这里面不是有‘篆刻’一项吗？木刻么，也就是包括在篆刻里面了嘛！”此言一出，会上一片哗然！过了几天，木刻家们在《新华日报》刊出了公告，宣布“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成立，与“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分道扬镳，力群和卢鸿基、李桦、赖少其等都当选为“木协”的常务理事。不久，我离开三厅去延安“鲁艺”参加第二期学习。力群什么时候离开三厅，我不太清楚。但在1939年我从重庆生活书店里看见由西战场出版的一本文艺刊物《黄河》杂志，主编署名是力群，还刊载有他的文章。力群是以作家和美术家的双重份活跃于抗战初期的。

1942年，我在重庆主持“中国木刻研究会”工作，那年10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木刻展览会”上，从延安送来参展的作品中，就有力群的《炊》《帮助抗属锄草》《烧炭》《延安鲁艺校景》《削萝卜》等木刻，与古元、彦涵、华山等同志的作品在展览会上大放光彩，后来这些作品还送往国外展出，获得国际艺术界的好评。

力群《采叶》版画 13.9cmx9.6cm 1936年

力群《三个受难的青年》版画 9.6cmx15.1cm  1935年

       不久，又从八路军办事处转交来一批延安的木刻作品，其中有力群的新作《毛泽东同志像》和《听报告》。在《听报告》的画面上那个一手抱着孩子喂奶，一手做笔记的妇女形象，一望便知其原型是力群的爱人刘平杜。在战争年代，通讯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常常是通过作品来互通信息、交流感情的。

       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我担任北平《新星画报》的驻渝行约编辑，正在负责征集“中国新艺术”专辑的稿件。这时，又得到一幅力群同志的新作《丰祖足食图》，我们把它刊印在这一期的封面上，十分贴切。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发动内战，国统区民不聊生，但力群的作品却表现了解放区人民的丰衣足食，与国统区的黑暗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幅作品也是2011年庆祝建党90周年美展上力群的参展作品。

       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我在香港未出席大会，但我从报纸上十分高兴地看到周扬在《新人人民文艺》的报告中，曾提到解放区的三位木刻版画家古元、力群、彦涵的名字；又在首届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87人的名单中见到美术界有11位委员，其中有5位版画家即江丰、李桦、古元、力群、赖少其。可见力群当时在文艺界的声望和地位。力群当时任山西省文联主席，1955年又调到北京中国美协工作，任《美术》杂志副主编。1955年又调到北京中国美协工作，任《美术》杂志副主编。1956年，《版画》杂志在上海创刊时，力群是主编之一，我也经常参加执行编辑工作。同时，美协创作委员会的版画组在组长李桦和副组长彦涵的主持下，我和力群也经常参与版画组的活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力群接替彦涵担任副组长，我们的联系更多了。我的住所距力群的住所很近，所以来往很密切。1958年苏联已故的老一代版画家克拉甫钦珂的夫人和女儿先后两次来我国访问时，力群以美协代表的名义举行家宴欢迎她们母女，我都应邀参加作陪，并和苏联友人互赠作品。同年，比利时版画大师麦绥莱勒来我国访问并举办个人画展，对外文委兴办了一次研讨会，力群在会上又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鲁迅先生在提倡木刻版画时，最早便介绍了麦绥莱勒先生的作品，作为我们学习效法的榜样。所以，我完全赞同古元同志在赠送给他的画集上写的‘赠给我的老师麦绥莱勒先生’。……我认为，麦绥莱勒先生不仅是古元一人的老师，也是我们全体版画家们的老师……”力群的发言，当时在会场上博得一片掌声，可是到后来“文革”时期，却被认为是“崇洋媚外”的典型而受到严厉的批判。

       “文革”结束后，《版画》杂志复刊，由李桦、力群和我三人担任主编。1980年冬，上海人美出版社为纪念新兴版画50周年，计划出版一部大型版画集，我和力群都是画庥的编委。在编委会上，大家又推举我和力群、李桦三人撰写画集卷首的文章，力群写30年代时期部分，我写抗战时期部分，李桦写建国时期部分。在会上，赖少其同志提议成立中国版画家协会，由安徽省作东，大会在黄山举行。这一倡议得到全体编委的赞同，并推举李桦、力群、古元、彦涵、王琦为寿备小组成员，积极从事筹备工作。1981年3月，中国版画家协会在黄山宣告成立。开幕那天，力群致开幕词，我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江丰为中国版画家协会名誉主席，李桦为中国版画家协会主义，力群、赖少其、古元、彦涵、王琦、李少言、沈柔坚为副主席，王琦为秘书长。在这段时期，由于有美协的版画组，上海的《版画》杂志，加上版协的会务，我和力群在工作中结成了密切联系的伙伴，也加深并巩固了我们之间革命同志的友谊。

       1992年，力群同志80寿辰，山西省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我代表中国美协去参加纪念会并致贺词。1998年我80岁生日那天，在北京炎黄艺术馆的纪念会上，力群派他的女儿带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使人听了十分感动。2002年力群90寿辰时，在北京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等主办了力群画展，我参加了画展的开幕式和研讨会，《人民日报·画刊》出版了力群作品专版，并刊登了我写的评价文章。就在当年，为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60周年，我和力群又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举办了版画联展。

       不久，力群全家从山西迁来北京昌平区，我们见面的机会大多是在画展、会场上，他一直关心着美术界的发展情况，也常常和朋友们交换一些对当前美术界现状的意见和看法，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我始终坚持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坚持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决不动摇”，“我不喜欢抽象派绘画，我看不懂。我决不搞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的作品。”

       2007年10月，我去他家，给他送去我新出版的画集、文集、影集，他十分高兴地一面翻阅、一面对我说：“几十年来，在朋友中，只有你和我两人才说得上是只有友谊、没有瓜葛，这是难得可贵的！”这样珍贵的临别赠言，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历史和人民决不会忘记这样一位忠心耿耿、为革命美术事业鞠躬尽瘁的大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