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的鲁迅与陈师曾

郑工

一

众所周知，鲁迅与陈师曾的关系非同一般。1898年，年23岁的陈师曾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而年仅18岁的鲁迅于是年亦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轮机班学习，年底退学回家，于次年1月再赴南京，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一说于1898年10月改入），与陈师曾同学。1902年3月，鲁迅毕业，在东京弘文学院又与陈师曾同学。1909年3月，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在日本出版，其书名便是陈师曾题写。但两人真正的交往却是在1914-1923年间，也就是“五四”运动前后。

翻阅鲁迅日记，得知1912年2月，其应蔡元培的邀请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同年5月随部赴北京。而陈师曾却迟至1913年秋[i]，才应教育部之聘，任编撰处编审员。1914年1月13日，鲁迅记曰：“得陈师曾室汪讣，与许季上、钱稻孙合制一挽送之，人出一元四角。”[ii]这是此间与陈师曾交往的第一笔记录，而他们之间合作的第一件事，则是共同负责从“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中评选优秀作品送巴拿马博览会展出。该展览会于1914年4月21日在北京开幕，分11个展室，展出字画、刺绣、编织、玩具等，为期一月，至5月20日下午4时30分闭幕。5月23日开评审会，6月2日，“与陈师曾就展览会诸品物选出可赴巴那马者饰之，尽一日。”后延至6月24日结束，共评出甲等奖151人，乙等奖423人；又从中选出104种125件作品，交中国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运往美国旧金山展出。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简称“巴拿马赛会”，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建成而举行，开幕时间为1915年1月1日。

至1914年12月10日，鲁迅又记曰：“陈师曾为作山水四小帧，又允为作花卉也。”看来，这些均是应鲁迅约请而作的。毫无疑问，鲁迅十分欣赏陈师曾的画。

陈师曾是一位国画家，1910年在上海从吴昌硕学画，1916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手工图画专修科教授中国画，1919年任北京美术学校的国画教员，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国画家。况且，陈师曾又擅文辞，通学理，故可在“五四”时期为倍受攻击的传统文人画的价值和地位[iii]大力争辩。1921年1月，即在北京大学《绘学杂志》第二期发表《文人画之价值》，反驳以“荒率丑怪”责难文人画，肯定文人画贵精神而不重形式，提出“宁朴毋华，宁拙毋巧，宁丑怪毋妖好，宁荒率毋工整”。那么，鲁迅呢？他说：“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变成空虚。”（《记苏联版画展览会》）[iv]显然，由高简而空虚是一弊端。不过，这是1936年的话语了。可在艺术观念上，鲁迅与陈师曾是否就相左了呢？或者说，鲁迅与陈师曾的关系是“和而不同”么？

二

如果细读鲁迅在“五四”前后的日记，会发现其初到北京所购买的画册，多是宋元以至明清的名家之作。仅1912年5月到京后的日记中相关记录有：

5月25日下午购得《中国名画》第15集；

5月30日，又购得《李龙眠白描九歌图》一帖十二枚，及《罗两峰鬼趣图》一部两册；

6月16日，购《龚半千画册》；

7月20日，购《黄子久无尽图卷》一册；

9月1日，“又赴琉离厂有正书局购《中国名画》第一至第十集共十册”（ 9月2日“翻画册一过，甚适”）；

9月15日，购《蒋南沙画册》一册；

11月9日，“赴留黎（琉璃）厂买纸，并托清秘阁买林琴南画册一叶，付银四元四角。约半月后取。”（而在11月14日则记曰：“午后清秘阁持林琴南画来，亦不甚佳。”）

11月17日，“午后赴留黎厂神州国光社购《唐风图》、《金冬心花果册》各一册，共银三元九角。又往文明书局购元《阎仲彬惠山复隐图》、《沈石田灵隐山图》、《文征明潇湘八景册》、《龚半千山水册》、《梅瞿山黄山胜迹图册》、《马扶曦花鸟草虫册》、《马江香花鸟草虫册》、《戴文节仿古山水册》、《王小梅人物册》各一册，又倪云林山水、恽南田水仙、仇十洲麻姑、华秋岳鹦鹉画片各一枚，共银八元三角二分。”

12月14日下午，在琉璃厂购“《戴文节销寒画课》一帖十枚、六角四分，《费晓楼士女画册》一册，八角。”21日午后，又往琉璃厂，“觅得《晚笑堂画传》一部，甚恶，亦以七角银购致之，以供临习。”

年终作一书帐，后记之：“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

1914年5月14日，“晚戴螺舲在其寓招饮，别有齐寿山、钱稻孙、徐吉轩、常毅箴、王屏华、许季上六人，出示其曾祖文节公（即戴熙）画册并王奉常、王椒畦仿古册，皆佳品”。

由此可见，鲁迅并非不欣赏中国传统的文人写意画，而在1915年，他与陈师曾的交往基本上也就限于书画篆刻及诗文古玩方面。如2月2日，“午后陈师曾为作冬华四帧持来。”2月17日，“下午同陈师曾往访俞师[v]（俞恪士），未遇。”3月8日，“午后同陈师曾、钱稻孙至益昌饭，汪书堂亦至。饭毕同游小市。”3月18日，“上午赠陈师曾《建初摩厓》、《永明造像》拓本各一分。”4月8日，“托陈师曾写《会稽郡故书杂集》书衣一叶。”而就在6月以后，鲁迅与陈师曾交往的密度渐高，并导致鲁迅兴趣的转移，由金石书画转移到六朝碑铭造像以至汉画。如

6月14日，“师曾遗小铜印一枚，文曰‘周’。”

6月19日，“往留黎厂买《孟广宗碑》一枚，北齐至后唐造象十二种十四枚，共值四元。”

6月21日，“赠陈师曾《会稽故书杂集》一册。”

7月4日，往琉璃厂买“《杨孟文石门颂》一枚，阙额，银二元；又《北齐等慈寺残碑》及杂造象等七枚，四元；又《北魏石渠造象》等十一种十五枚”。

8月7日，“师曾为代买寿山印章三方，共直五元，季上分去一块。”

8月11日，“师曾为二弟刻名印一，放专文，酬二元。”

8月12日，敦古谊送造象拓本来，买三种五枚，二元三角。

8月14日，陈师曾代购寿石印章三块，直四元五角。

8月15日，上午，访陈师曾。

9月1日，敦古谊送汉画像拓本来，未买。

9月5日，午后，同陈师曾往小市。

9月8日，陈师曾刻收藏印成，文六，曰：“会稽周氏收藏”。

9月29日，陈师曾为刻名印成。

10月2日，“午后同师曾、书堂游小市”。

10月4日，上午富华阁送来杂汉画像拓本一百三十七枚，皆散在嘉祥、汶上、金乡者，拓不佳，以十四元购之。

10月8日，“午后同师曾游小市”。

10月27日，师曾赠“后子孙吉”专拓本二枚，贵筑姚华所藏。

10月29日，“晚同陈师曾至留黎厂游。”

10月30日，“下午留黎厂买《郭氏石室画象》十枚，《感孝颂》一枚，并题名及杂题记等九枚，共银五元。又沂州画像共十四枚，银三元。又《食斋祀园画像》、《孔子见老子画像》各一枚，并旧拓，孔象略损，共二元。又《纸坊集画像》，不知名画像各一枚，共六角。又造象拓本十二种十四枚，共四元。”

11月16日，晚，陈师曾来看汉画像拓本。

11月19日，午后，同陈师曾、何沧苇往小市。

11月25日，午，同师曾至小市。

11月27日，上午，杨莘耜赠《周天成造象》拓本一枚。午后，“往留黎厂式古斋视拓本，得《薛山俱、薛季训、薛景、乡宿二百他人等造象》拓本四枚，云是日本人寄售，原石已出中国，索价颇昂，终以六元得之。又至别肆买《刘平周造象》三枚，《陈叔度墓志》一枚，银二元。”

11月28日，“午后往敦古谊买《白石神君碑》二枚，《郑道忠墓志》等六枚，造象二种八枚，共十三元。”

12月3日，午后同师曾游小市。

12月7日，“午后由师曾持去《往生碑》拓本一枚与梁君。”

12月18日，“午师曾赠《爨龙颜碑》拓本一枚。”

12月19日，“下午至流离厂买《华阴残碑》、《报德玉象七佛颂》各一枚，银二元。又《爨龙颜碑》并阴全拓二枚，于纂、时珍、李谋墓志各一枚，共十二元。”

从以上记录可见鲁迅与陈师曾如何趣味相投。可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如何同游小市，在琉璃厂淘取碑拓，而是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他们并无相异之处，同时也反映出陈师曾和鲁迅一个共同的价值评判。对鲁迅而言，还意味着其对中国美术传统认识的一次转向，因为在此期间，鲁迅就较少关注宋元之后的文人书画了。具体可查阅鲁迅日记中的“乙卯书帐”，除了继续购买黄宾虹、邓实编撰的《神州大观》第7、8集外，几乎都是汉石刻拓本或六朝造像及碑铭。1916年的情形依然如此。其间，除了与陈师曾得空游小市，逛琉璃厂，购旧拓本外，还互通信息，交流所藏。如，5月8日，“午后赠师曾家臧专拓一帖”；5月31日，“上午陈师曾示《曹真残碑》并阴初出土拓本二枚，‘诸葛亮’三字未凿，云仿古斋物，以十元收之。又江宁梁碑全拓一分，内缺《天监井床銘》，计十六枚，是稍旧拓本，是梁君物，欲售去，亦收之，直十六元”；6月7日，“午后同师曾往小市，地摊绝少”；7月17日，“午后同陈师曾至其寓斋”；9月19日，“下午陈师曾赠古专拓片一束十八枚”；11月30日，“上午陈师曾贻印章一方，文曰‘俟堂’[vi]”。从交往的次数看，少于1915年，就是以后的若干年，其交往的次数也未超出1915年，但俩人似乎更为投契，且鲁迅对汉画象及六朝碑铭的兴趣更为浓厚。1917年4月10日，“上午赠师曾《三老碑》一枚”；1918年3月16日，“上午师曾赠古玺景印本四纸”；1918年4月11日，“上午赠陈师曾《张奢碑》一枚”；1918年8月9日，“上午赠师曾竟拓一枚”；1918年12月20日，“午后师曾持梁文楼所藏拓本数种来，言欲售，因选留《贾公阙》一枚，元公、姬氏墓志残石拓本各一枚，共劵十六元。”进入1919年，不仅鲁迅和陈师曾的交往渐少，就是到琉璃厂的次数也渐为稀少。1919年7月以后，在鲁迅日记中，亦只零星记载着其对汉画象及六朝碑铭拓本的收藏与赏玩。1921年1月10日，“午后从陈师曾索得画一帧。”往后，便是1923年陆续接到两份讣告：一则告曰陈师曾继母过世，一则告之陈师曾离世[vii]。此外，再无交往记录。

三

鲁迅的兴趣转向，与陈师曾有关么？应该说有关，不然为何在陈师曾到京仅一年就发生变化？当然，这变化不只在于陈师曾，也与其早期对小说的绣像刻本之兴趣有关。只是与陈师曾的这段交往，将几方面的因素融合起来，使鲁迅对绘画、雕刻、印制等诸种技术及相关材质有了更为深切的感性认识。这种认识，最初停留在单一的品类上，如篆刻，如汉画像石、画像砖的拓本，如碑刻铭记，涉及到金、石、木、纸等材质品性。他曾请陈师曾为其刻制小铜印，后又以寿山石为材多次托请陈师曾为自己也为周作人刻名印，继及木印刻制。如1917年3月29日，“托师曾从同古堂刻木印二枚成，颇佳”；1918年4月11日下午，同陈师曾往留黎厂同古堂代季市刻印，又自购木印五枚，托工雕刻，在4月19日取回，付工五元。1919年1月4日，“陈师曾为刻一印，文曰‘会稽周氏’。”这种材料上的感觉，即便日后去了上海，依然保存，甚而成为其提倡新木刻运动的潜在的或前定的因素。

如1929年1月，为《近代木刻选集》（一）作“小引”，曰：“这放刀直干，便是创作底版画首先所必须，和绘画的不同，就在以刀代笔，以木代纸或布。中国的刻图，虽是所谓‘绣梓’[viii]，也早已望尘莫及，那精神，惟以铁笔刻石章者，仿佛近之。”[ix]这以刀代笔者，除了石章篆刻外，汉画像石的雕刻及六朝碑铭的雕刻，莫不如此。

又如，自1913年到北京后，陈师曾与京城传统国画家多有来往。先参加宣南画社，后加入中国画研究会，与金城、周肇祥、汤定之、余绍宋、姚茫父、齐白石等人交往，并热衷于金石书画。而在鲁迅的交往记录中，却无这些人的影子，故陈师曾就成为一中介，不断激发并满足其对金石书画的爱好。陈师曾在世时，也未见鲁迅参观什么传统画会的展览，但在1924年5月2日，却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参观了在那举办的“中日绘画第三次联合展览会”（内有中国画家陈半丁、齐白石、姚茫父和日本画家广濑东亩、小室翠云等数十人作品）；次日，便往琉璃厂购买新出的《师曾遗墨》第1、2集。《师曾遗墨》为故宫博物院出，共10集，前后历时两年，鲁迅随出随买，一一记录，可见与陈师曾情谊之深厚。若将时光前移两年，即1922年5月，陈师曾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在他出版《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后，应日本画家荒木十亩和渡边晨亩之邀，与金城、吴镜汀一起携画赴日本参加在东京府厅工艺馆举行的“中日绘画第二次联合展览会”[x]。也就是这次展览，陈师曾将齐白石的画带去，在日本引起较大的反响；也就在这次展览后，陈师曾赴南京，再也没有回来。鲁迅对北京中国画坛的认识，不能说与陈师曾没有联系；而鲁迅对金石篆刻的爱好，也不能说与陈师曾没有联系。

再有一例，如1933年10月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鲁迅有序，开篇即曰：“镂象于木，印之素纸，以行远而及众。”而郑振铎之序，亦言“鲁迅先生于木刻画夙具倡导之心，而于诗笺之衰颓，尤与余同有眷恋顾惜之意”。笺谱，一见纸，二见画，三见刻，四见印。且鲁迅、郑振铎眷恋顾惜的则是文人画，因画工所作，缺乏韵致，“固无足观”。而对当代文人画笺，鲁迅自有说法，如“宣统末，林琴南先生山水笺出，似为当代文人特作画笺之始，然未详。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盖至是而画师梓人，神志暗会，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稍后有齐白石，吴待秋，陈半丁，王梦白诸君，皆画笺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xi]由此可见鲁迅对陈师曾的推崇，也涉及到当时北京的传统中国画家，言语之间，并无贬义。《北平笺谱》共收各种画笺330余幅，初版百部，编号发行。其实，编印之前，即1933年2月5日，鲁迅有一信寄郑振铎，提及“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琉璃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xii]。而后，郑振铎便到琉璃厂进一步寻访，有记曰：“由清秘阁向西走，路北第一家是淳菁阁。在那里很惊奇的发见了许多清隽绝伦的诗笺，特别是陈师曾氏所作的，虽仅寥寥数笔，而笔触却是那样的潇洒不俗，转以十竹斋、萝轩诸笺为烦琐，为做作。像这样的一片园地，前人尚未之涉及呢。我舍不得放弃了一幅。吴待秋、金拱北诸氏所作和姚茫父氏的唐画壁砖笺、西域古迹笺等，也都使我喜欢。”再看看郑振铎对北京那些传统中国画家的评论，如他在松华斋“又见到陈师曾所作的八幅花果笺。说他们‘清秀’是不够的，‘神采之笔’的话也有些空洞。只是赞赏，无心批判。陈半丁、齐白石二氏所作，其笔触和色调，和师曾有些同流，惟较为繁缛燠煖。他们的大胆的涂抹，颇足以代表中国现代文人画的倾向；自吴昌硕以下，无不是这样的粗枝大叶的不屑屑于形似的。”[xiii]陈师曾是吴昌硕的学生，有斋名“染仓室”，自在吴昌硕之后，且重简笔，不屑形似。郑振铎对陈师曾及其他画家的欣赏与评价，应与鲁迅无异。这些与陈师曾“同流”的画家及其作品，最后是否编入笺谱，则一概由鲁迅审定。

翻阅鲁迅日记，不知怎的，有种宿命的感觉。在京城中与陈师曾交往的第一笔记录，是“得陈师曾室汪讣”，而最后一次记录，却是“陈师曾赴（应为‘讣’）来”。有意思的是，这“赴”是无意间的笔误抑或其他原因？人的心理是复杂的，潜意识的活动说不清道不明，但总会通过各种形式反映出来。

注释：

[i] 俞剑华在《陈师曾生平及其艺术》（1963年）一文，称陈师曾“一九一四年赴北京”。周积寅编《俞剑华美术论文选》，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第343页。

[ii] 《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iii] 否定元以后文人画传统的声音，首发自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藏画目序》（上海长兴书局，1918年），后及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之方法》（先在1918年5月23日—25日《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后转载于1920年6月《绘学杂志》第1期，易名为《中国画改良论》），再是陈独秀的《美术革命——答吕澂》（《新青年》1919年）。

[iv]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99页。

[v] “俞师”指俞明震。俞明震（1860~1918年），字恪士，号觚庵，祖籍山阴斗门，其父俞文葆，官湖南兴宁、东安知县，家居善化（今长沙）。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俞明震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中日甲午战争前，奉台湾巡抚唐景崧奏调赴台，委管全台营务，与唐景崧、丘逢甲共同抗击日军。1900年，俞明震以江苏候补道身份任江南陆师学堂总办，故亦为鲁迅之“师”。俞明震的妹夫是陈三立（散原），即为陈师曾的舅父。俞明震善诗，如《天竺》：“言从天竺寺，偶步下云房。新霁铃声活，晨炊松叶香。片云驻灵石，一鸟答松篁。檐葡花仍在，禅心但坐忘。”陈三立评其诗文，曰：“近益托体简斋，句法间追钱仲文，当世颇称之”（《觚庵诗存序》）。后隔两月，即1915年4月10日，鲁迅又记曰：“午后访俞恪士师，未遇。”

[vi] 据许寿裳回忆，于此曾有一问，鲁迅答曰：“因为陈师曾（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了想，对他说，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罢。”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vii] 陈师曾于1923年9月12日在南京病逝。鲁迅收到其继母的讣告，在1923年9月10日；而收到陈师曾的讣告，则是1923年12月12日。

[viii] 指使用横断面的“木口雕刻”，以区别于使用纵向面的“木面雕刻”。

[ix] 鲁迅《近代木刻选集》（1）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36页。

[x] 1920年5月29日，由金城发起组织的中国画研究会成立。是年秋，渡边晨亩与荒木十亩携日本画家作品来京，与金城等协商后，又得时任政府顾问板西利八郎的援助，于11月在东城南池子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中日绘画第一次联合展览会”，其中，日本方面有山田敬中、胜田焦琴、中村岳陵、渡边晨亩及荒木十亩等。并就此约定，每隔一年，在中日双方轮流办展。故1922年5月，“中日绘画第二次联合展览会”在东京举办；1924年“中日绘画第三次联合展览会”在北京中央公园举办；1926年“中日绘画第四次联合展览会”又在日本东京府美术馆举办。后因金城去世而停办。

[xi] 鲁迅《<北平笺谱>序》，《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27-428页。

[xii] 《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6页。

[xiii] 郑振铎《访笺杂记》，鲁迅、郑振铎编《北平笺谱》（影印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