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净铅华的常书鸿

来源:解放网(上海) 发表时间:2017-02-04

摘要:常书鸿,满族,1904年生于杭州,1927年赴法国学习油画。1935年,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第一次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在博物馆里看到了敦煌卷子画,深为敦煌艺术的高度成就感到“十分惊异,令人不敢相信”。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铁马叮咚》中写道,他当时“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现在面对祖国的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这也是促使他结束法国的九年学习早日回国的原因之一。

洗净铅华的常书鸿



萧默(1937年-)湖南衡阳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建筑艺术研究所前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学者,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现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中国紫禁城学会顾问、中国传统建筑与园林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

1963年,由梁思成先生促成,萧默到敦煌莫高窟从事建筑历史研究,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十五年。敦煌不仅赐予他成为一位有影响的建筑艺术历史与理论学者所需要的学术资源,也给了他难以忘怀的人生历练。

在本书中,作者细述敦煌的风土人情,文物、建筑研究,和他所经历的“新洞窟”之争、“文革”派仗,一些著名人物也在其中真实出场……如是,作者为敦煌这个偏远、神秘的所在,还原了纷繁的人性背景和一段不容忘记的历史。


《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

萧默 著

新星出版社


常书鸿,满族,1904年生于杭州,1927年赴法国学习油画。1935年,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第一次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在博物馆里看到了敦煌卷子画,深为敦煌艺术的高度成就感到“十分惊异,令人不敢相信”。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铁马叮咚》中写道,他当时“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现在面对祖国的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这也是促使他结束法国的九年学习早日回国的原因之一。

……

次年,常书鸿回到北平,在一次学人经常聚会的场合,1932年就根据《敦煌石窟图录》撰成了平生第一篇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的梁思成先生和常先生第一次见了面,此后就成了终生好友。常先生对我回忆说,他们都谈到了敦煌,两个人都兴奋不已。抗日战争中,他们在重庆和昆明又见了几次面。常书鸿在《铁马叮咚》中继续写道:“第一次向我提起敦煌之行的是已故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1942年秋季的一天,梁思成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正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于是我略加思索之后毅然承担了这一工作。他笑了笑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

……

除了1943年2月常先生在四川和兰州招来的五六位人员外,他在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授业时的学生潘絜兹、董希文、张琳英、张民权、李浴、周绍淼、乌密风等人都响应了他的召唤来到敦煌。以后,常书鸿的妻子陈芝秀带着女儿沙娜和儿子嘉陵也千里迢迢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张民权兼任总务主任,承担起安排全所日常生活的责任。他们都算是第一批莫高窟人。

生活是非常艰辛的,文化生活的缺乏自不待言,但这批文化人自有自己的排遣方式,主要是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时常发生困难。

久居法国的生活,使常先生特别喜欢咖啡,甚至从法国带回国的咖啡壶,也带到敦煌去了,可是他只能喝又苦又咸的咖啡,因为没有糖,而水却是咸的。不用放盐,熬的粥也是咸的。尤其是夏天,下午打来的水,经过一上午阳光曝晒,盐分更大。那时敦煌的老百姓先要解决主粮的生产,很少种植蔬菜,成年都是咸韭菜。常先生一行初到敦煌的时候,刚好闹过一场马步芳部队四乡抓壮丁的动乱,街上的铺面都关门了,他们在敦煌城的第一顿饭就是面条拌盐和醋,加上一些咸菜。水质不但含盐,含碱量也很大,醋往往是不能少的。

肉食要从城里买来,来回50几公里,牛车要走十二个小时,加上牛的休息,就是一天一夜了,戈壁滩上太阳一晒,肉往往也就臭了。豆腐也是这样,酸了。所以只能在冬天把肉腌起来。

常先生刚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和谢稚柳还在,谢先走了,张临走时送给先生一幅《蘑菇图》,却是一幅手绘地图,标示出在窟前区哪儿长着蘑菇,这就是美食了。张大千对他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一定要坚持在敦煌留下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到敦煌的时候,情况已经好得多了,但蔬菜的品种还是有限。从秋末到初春,大半也还是咸韭菜,加上一些窖藏的大白菜和土豆,喝的还是咸水。但冬天的肉食较多,活不过冬季的乏羊都是这个时候宰杀的。不止羊肉和猪肉,我在敦煌还吃过黄羊、骆驼和野骆驼、马和野马、驴和野驴。有一回,食品公司从南方运来一批藕,敦煌人没见过,管它叫“空心罗卜”,把西红柿叫做“洋茄子”。有一次我从兰州带回两条小金鱼,还引起好多人围观。

不过,西北的羊肉的确很好,因为土质水质不同,这里的羊比起内地来真是又肥又嫩,一点不膻。敦煌的胡麻油也非常香,特有风味,在别处没有。还有,敦煌人主要种植小麦和棉花,很少种包谷,所以我们整年吃的都是细粮,而且面磨得特别白。用这种面做的馒头,在终年干燥的气候下很容易保存,农民们因为缺乏燃料,要从好几十里以外的戈壁滩上挖取一种叫做“梭梭”的枯死灌木树根来烧,所以举火一次就要蒸够吃半个月的馒头。新鲜的馒头一出笼,立刻铺在笸萝里放到房顶上让大太阳曝晒,干透了又酥又脆,可以保存两三个月。大米是从内地运来的,很少。连“洋火”也是内地运来的,据说当时一盒“洋火”可以换到一斗麦子。总的来说,敦煌虽然号称为河西粮仓,口粮还是不充裕的,除了农忙以外,一般的日子,也和整个河西一样,一天只吃两餐。一直到我在的时候,食堂、饭馆和招待所也只开两顿饭,使我练就了至今可以不吃早饭的本事,虽然据说这不符合卫生原则。

先生刚到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牛车,后来有了两头驴,可供人骑。那年,敦煌县政府破了一个贩毒案,把犯人的一匹马没收了,送给了常书鸿,才有了一匹马,直到1950年才有了一部敞蓬卡车,所里人可以在大冬天裹着皮大衣进城看电影了。1965年又有了一部由卡车改装成的“轿车”。

宿舍和办公室是小庙的土屋和由马棚改造的房子,土沙发、土桌子、土书架和土炕,是最常见的家具。

忍受着生活上所有的不便,常书鸿就这样和最早的有志于敦煌艺术事业的人员一起,开始了艰苦的拓荒。但是,正像在“《祁连山下》外篇”文中所说,背叛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那位从重庆跟来的摄影师拍摄了许多壁画照片,还有一位“教授”抄录了一些供养人题识,都席卷而走了,一点也没有给研究所留下。奇货可居,他们就是靠着这些在外面招摇的,那批照片现在藏在美国某博物馆。先生每谈至此,无不痛之入骨。

但是,一心投入工作而忽视了家庭的常先生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背叛在自己的家庭居然也发生了,他的妻子陈芝秀竟然也以去兰州治病为名出走了,给先生丢下了两个子女。陈芝秀是一位留法雕塑家,1934年常先生在巴黎发起成立“中国艺术家学会”时,参加者有吕斯百、刘开渠、王子云、王临乙等20多人,也包括陈芝秀。陈走前,常先生还写了好多信,托朋友沿路照顾她,但出发以后常先生从董希文那里得知了一些情况,才知道她再也耐不住敦煌的有如修道士般的生活,已打算不再回来了。常先生遭到了人生旅途中第一次最重大的打击,悲痛欲绝的心情可以想见。先生策马狂追,跑了二百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被在玉门找矿的地质工程师孙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救起,常先生被抢救了三天,苏醒以后,理智又占了上风,在孙建初先生的劝喻下,还是毅然选择了事业,又回到了敦煌。这些情节,在《九十春秋》中,先生已有记述,这里就不再谈了。

……

常先生的女儿沙娜出生在巴黎,这时已经14岁了,母亲出走以后,她停止了在酒泉中学的学习,一方面带养弟弟,一方面跟着父亲学画,参加了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她与父亲的临摹作品和画作在兰州展出过,获得极大成功,沙娜的画被一位来自美国的加拿大人叶丽华女士看中。叶丽华当时正在山丹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的路易·艾黎一起工作,支援大西北的教育事业,她热情地邀请沙娜到美国学习美术,但常先生不放心。又过了几年,女儿更大了几岁,叶丽华专程来到敦煌,沙娜才赴美学习。常沙娜先生在建国后归国,以后长期出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成了很有声望的艺术家。但常先生的儿子嘉陵可以说是随着父亲,把自己的前途也献给敦煌了。由于敦煌的教育水平很差,莫高窟离城又远,嘉陵从小就没有上过什么学,以后,只当了一名汽车司机。

我在敦煌时,见到过先生画的前妻油画像和全家像,一家三口,显得多么和美。听老人们说陈芝秀女士的性格其实挺好,平易近人,待人和气,乐于助人,她只是显得特别幼稚,实在不能忍受敦煌的生活条件和枯寂,也不能体念身负重压的常先生,导致感情裂痕。她曾劝过常先生放弃敦煌事业,两个人经常争吵。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佛教艺术很难建立感情,才一时失策而出走的。她丢下两个子女,作为一位母亲,想来心中也非常不忍。但她此生过得并不好,以后在浙江老家当了一名中学美术教师,建国后因为曾到法国留过学,被认为历史复杂清理出教师队伍,以至穷愁终生,只有女儿常沙娜时常接济她。每次收到钱,都要向女儿写信详细“汇报”上个月的钱是怎么花的。女儿却很难回信,不知道说什么。陈芝秀给女儿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毕竟,在那个时代,包括现在,像常先生那样超越世俗者能有几人?


1945年春,常先生委托已离开研究所的原总务主任张民权在重庆举办了一次临摹品展览,希望扩大影响,得到社会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当常先生正梦想着如何继续并扩大敦煌事业时,却祸不单行,这年7月的一天,正当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常先生接到命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将石窟交给县政府管辖,经费停止拨给。这无疑是又一次惊天霹雳的打击。在这种孤立无助的情况下,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研究所却面临着生存的威胁,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一位工作人员在屋子正中贴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枯坐无语,泪流满面。常先生的学生们只得怀着巨大的遗憾和对先生的无尽愧疚纷纷离去。

董希文先生后来成了建国以后第一批最著名的油画家之一,他的《开国大典》和《春到西藏》早已烩炙人口。潘絜兹先生以后成了中国画院院长,李浴先生回到白山黑水,以后在沈阳鲁迅美院工作,著作了《中国美术史》,在著作中大量介绍了敦煌石窟的作品,成了著名的美术史学者。1983年我到鲁迅美院讲课时,还特地去拜访过李老。周绍淼和乌密风夫妇也在鲁迅美院任教,但我没找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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