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稚柳与徐邦达曾经失和 缘于缺少沟通

来源:中国文化艺术网 发表时间:2017-02-07

摘要: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书画历经“文革”劫难后再次空前聚集时,中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组终于宣告成立。国家文物局调集了当时中国最具权威的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谢辰生等组成专家组。到1990年北京总结会,及对少数省会的一些补遗工作,使这次前后八年,行程数万里,过目书画十余万件的鉴定界盛事有了“八年抗战”之誉。

谢稚柳与徐邦达曾经失和 缘于缺少沟通


  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书画历经“文革”劫难后再次空前聚集时,中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组终于宣告成立。国家文物局调集了当时中国最具权威的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谢辰生等组成专家组。到1990年北京总结会,及对少数省会的一些补遗工作,使这次前后八年,行程数万里,过目书画十余万件的鉴定界盛事有了“八年抗战”之誉。

  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传世书画由于天灾或兵燹,经历了无数次的聚散离合,失坠弥多。迨至明清两朝,私家著录如雨后春笋,而清室编撰的《石渠宝笈》更达到了书画著录的巅峰,为后世研究书画的传脉提供了重要依据。

  历史往往重演,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书画历经“文革”劫难后再次空前聚集时,中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组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领导下,即告成立。为此,国家文物局调集了当时中国最具权威的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谢辰生等组成专家组,谢稚柳、启功分别为正副组长,而时任文物局顾问的谢辰生主导协调小组工作。当时专家组除傅熹年年纪较轻外,其他几位专家已届高龄,他们数十年累积的学识与经验,自然也是列入要抢救的“国宝”。

  专家助手分别由北京、辽宁、上海各派一员参加,主要记录鉴定内容,查阅相关资料,整理一套完整卡片存档,包括照顾老先生们的生活起居。鉴定之始,北京、辽宁的助手分别为王南访与董彦明,两年后他们由于身体等原因退出,复由天津李凯、辽宁黄伟利参与,我作为谢稚柳先生的助手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而今王南访、董彦明已相继辞世,回首当年相聚在一起工作、生活的情景,他们为此所付出的辛劳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二鉴定组工作原定三年,每年二期,分上下半年,每期为三个月,一期工作结束后各自回原单位,待下一期开始再集中。考虑到老先生们年事已高,工作不宜紧张,原则上为上午看画,下午让老先生们休息,助手们继续整理笔记。那时没有双休日,一周六天的工作量也安排得非常紧凑与繁忙。

  鉴定始于北京,首先看存放于故宫的“文革”抄家书画。工作之初,老先生们有时往往为一幅画的真赝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半天下来没能看上几幅,如此下去鉴定工作不知何年完成。为此,文物局提议对有争议之画,不求统一,可把专家们不同意见记录在案,留于后人继续研究。事实上,对古书画鉴定,有些可通过争论求得一致,而有些由于视角不同,要取得一致是非常困难的,而文物局这一决定无疑打破了工作中的瓶颈,保证了鉴定进度,也避免了老先生们因之可能会伤到和气。

  北京工作以故宫博物院为重,其他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荣宝斋等等,故仅首都一地就工作了两个春秋。1985年3月移师江南,首站上海,而素以可与故宫匹敌的上海博物馆又是鉴定重镇。上海工作三期至1986年6月,鉴定组又赴沪宁沿线的苏州、常熟、无锡、扬州、镇江、常州直至省会南京。1987年3月至浙江省、安徽省包括众多县市博物馆、文管所鉴定,仅苏浙皖等地的工作也有两年之久。1987年9月至河北石家庄鉴定,尔后驱车经阳泉、寿阳,过娘子关抵山西太原。太原结束,适逢国庆,其他专家都各自回家休息,待假日后再集中天津继续工作,而我和谢稚柳先生、杨仁恺先生在山西省文物局有关人员陪同下,驱车自太原出发,经五台山、繁峙、灵丘,河北的涞源、易县、涞水、新城、霸县等抵达天津,晓行夜宿,行程800公里。途中,曾在五台山、繁峙等地参观就宿,在繁峙时,由当地文物部门的引导,经沙河镇去天岩,参观金代岩山寺(又名灵岩寺)。此寺建于乾隆三年,寺院东西两壁及大门两侧都绘有壁画,约有90平方米,以人物为主,画笔精致,系高手所为,其中尚有王达署款。然而寺院地处山野,院内空无一人,四周断壁残垣,杂草丛生,凄凉之景与墙上栩栩如生的壁画极不相称,真有岌岌可危之势。此情此景,二老动容,谢先生当即疾呼地方政府要拨款修缮,严加保护,如此精美珍贵的壁画既已逃过“文革”一劫,如再毁于一旦,何以向后代子孙交代?!老先生们对文物保护心情之切由此可见一斑。

  迨至1989年全国鉴定已逾六年,此时,国内书画收藏重镇除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外,大部分均已过目,剩下尚有四川、湖北、湖南等地了。而1990年又有北京总结会,及对少数省会的一些补遗工作,使这次前后八年,行程数万里,过目书画十余万件的鉴定界盛事有了“八年抗战”之誉。

  三由于地理环境及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各地博物馆的书画藏品各具特色,其好坏多寡殊有不同。得天时地利之优,北京的公家收藏以故宫独占鳌头,仅清宫遗留之物就足以让人咋舌,而晋唐宋元名品更是甲冠天下,明清大家集聚一堂,琳琅满目,其中不少精湛之作,据说还有一大批旧仿宋元名家之品不免有高手之笔尚未过目,令人遗憾。上海由于开埠早,经百年而经济崛起,使民间收藏如庞莱臣、吴湖帆、刘靖基、钱镜塘等都富甲一方,上海博物馆藏精品大部分都来自于此,故而宋元明清诸家之品量多质高,至于近代海派作品之多则更是上海所独有。综观两地之物,晋唐宋元故宫为翘楚,而明清部分则上海更胜一筹。其他如上海文物商店、上海朵云轩、上海友谊商店、工艺品公司等都富收藏而不可小觑。江南一隅历来盛于收藏,沪宁沿线各地博物馆,其收藏均以明清为主,特别是明四家、四王、恽、吴、金陵八家、扬州八怪等等,不乏精湛之作,尤其是倪瓒《苔痕树影图》的发现,更为世人所瞩目。

  东北三省虽地处边陲,以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最丰,特别是清宫散佚的一大批高古书画,甚至有乾隆、嘉庆、宣统藏印的多有宝藏,部分精品还为北京故宫珍藏,辽博的名扬宇内,杨仁恺功不可没。然而明清之物,特别是大家作品与其他大馆相比略显不足。倒是地处渤海之滨的旅顺博物馆,别开生面,精湛之作让人惊叹不已。浙江以生活富饶富有收藏著称,浙江省博物馆,包括宁波天一阁等都藏有许多惊人作品,特别是浙江博物馆的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残卷,更是名闻天下。而浙派如蓝瑛、陈洪绶,近代西泠印社吴昌硕等珍品,构成了浙江地区收藏的独特之处。以地下之物为主的山西省博物馆所收藏的历代书画足以让人叹服,特别是傅山等墨迹数量之众,精品之多绝无仅有。南方的福建、广东又是书画收藏大仓,以福建而论,大都为地方作家之品,尤以上官周、黄慎为多,由于气候潮湿之故,不少传世珍品多留有霉迹蛀痕,品相欠佳。广东异军突起,苏庚春是广东省博物馆书画征集的掌门人。苏早年曾与刘九庵先生同在北京琉璃厂共过事,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从而使广东省博物馆收藏品较为齐整,至于影响甚广、独树一帜的岭南画派之品也颇有宝藏。四川、湖南、湖北、陕西都是文化久远、发达之地,虽以地方作家居多,名家之品也有宝藏,四川大学珍藏黄公望和王蒙合作山水及四川省博物馆一批张大千敦煌摹本都属难得之精品。至于云南、贵州、甘肃、新疆等地传世墨迹相对稀少,故也没有专程涉足。

  谢徐失和也缘于少沟通

  论鉴定组专家,谢稚柳先生年龄最长,资格尤老,他不仅是鉴定家,更是名闻遐迩的书画大家。他又是1962年三人鉴定组唯一健在者,以其精辟见解和论著,特别是用画家敏锐眼光和经验来鉴定传世名迹,其权威性无可争议。启功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古文字专家和书法大家,他对古代书画涉猎广,研究深,用学者教授视角去审视每一幅书画,尤以细微缜密的考据见长。以资格论,徐邦达先生在组内颇有威望,他在书画鉴定界问鼎北方数十年,累积了丰富经验,素有“南谢北徐”之称。那时茶余饭后老先生们相互调侃说笑,他总是笑而应答,从不生气。他以对晚辈不遗余力的传授和提携受到大家敬重。以年岁论,刘九庵先生和杨仁恺先生相仿,经验也不分上下。而刘先生之敦厚,杨先生之敏捷,以及他们对事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奉献精神和工作态度都为后辈所敬仰。专家组内,傅熹年先生出身名门,时值壮年,据说很早即随长辈在北京团城看画,记忆极强。他是梁思成的学生,专研古代建筑,并将自己的特长应用于书画鉴定之中,往往分析精辟、见解独到,与年轻人关系也十分融洽,愿意讲授和分享他的经验。这就是鉴定组最初阵容。

  北京的两年,专家悉数到场。谢、徐的失和缘于学术分歧,在我看来,其实还是少有沟通引起的误解,为此于1987年12月下旬,在天津的鉴定工作结束后,由谢辰生提议,全体鉴定组人员赴北京开会,其目的除总结、安排工作外,主要是修葺谢稚柳与徐邦达之间的不和。在请徐先生来小组开会之前,谢辰生等都征求过谢稚柳意见,因此会议期间两位鉴定界的巨擘都展现了宽宏胸襟握手言和。应该说,徐先生没能全程参与鉴定组工作使书画鉴定组缺少了一位敢于直率表达意见的专家,不能不说是此次鉴定工作的一大遗憾;而徐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只要有新的认识就不固执己见。

  对书画本身认识高于旁证

  八年来,我熟悉的所有专家在鉴定书画方面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对书画本身认识高于旁证,注重风格研究,包括题款形式的演变。画中他人的题跋,本人印记和鉴藏者钤印、所用纸、绢、绫的质地等等,这些虽都属旁证,但对作品认知的正确性和可靠程度也起到了辅助和强化作用。当书画本身风貌独特,也无题跋和款识,很难辨识其时代性时,旁证就转为决定作用。

  对个人风格研究固然是鉴定核心,在谢稚柳先生看来流派研究同样不可或缺。时代风尚来之于个人特性,而个人风貌又为时代风格所规范,二者之间既是师承传脉,互相影响,又互为制约,其辩证关系不啻是书画鉴定的主脉和灵魂。对此,有几十年实践经验的老先生们再也熟悉不过了且运用自如。此时谢先生反复强调鉴定必须要扩展地去研究。扩展研究的分寸最难把握,其界定范围之广,内涵因素之复杂,不是一般初涉者能够理解、掌控的,特别是排除所谓开门的真假,对那些画家随心所欲的应酬之作,或初期、或转型期、或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不同之作与那些高水准的赝品之间就有一个让人捉摸不定的模糊空间,对这些画要慎之又慎,要用扩展的眼光去把握它们本来就已脆弱的脉搏。鉴定中关键既要看笔道,也要看气息,从中寻找变与不变之间的轨迹,回归到客观时空去设想可能产生的结果,这样才能减少由于主观意念的判断失误而导致书画鉴定的差错。

  “还是模糊点为好”

  书画鉴定上的代笔之说,颇有争论,所谓代笔指老师忙不过来由学生来代画,老师落款钤印,仅传周臣与唐寅是老师替学生代笔的。鉴定中经常碰到有所谓代笔的,如沈周、祝允明、唐伯虎、董其昌、金冬心包括吴昌硕等,以为董其昌代笔者记载最多,其中沈士充与赵左尤为出名。

  唐寅的代笔问题一直为鉴定界争论不休,并动辄疑其为周臣所作而被打入冷宫。我曾写有《关于唐寅的代笔问题》一文,发表于1983年《文物》杂志第四期。唐寅请周臣代笔的最早记载出自明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闻唐六如有人求画,若自己懒于着笔,则请东村代为之,容或有此也。” 何良俊是明嘉靖时人,稍晚于唐寅。据《四友斋丛说》的记载很可能在唐寅生前即有此传说了。而清初人的笔记中所录何良俊原话却删除了 “容或有此也”变成肯定句,从而讹传至今。唐寅的画柔中带刚,灵动飘逸,与周臣的工密苍老,二者之间风格的异同,传世画迹都有展现,是无法混淆的。

  对代笔,谢稚柳先生认为,无论传说中唐寅代笔,还是其他人的代笔之说,虽有文献、书信记载,在厘清其是否为真正代笔画,还得以实物为依归。上世纪90年代,我曾赴京多次拜访启功先生,相见甚欢,记得有次刚进门,启先生就跟我说:“现在看画,一开卷,只要说是假的就证明能鉴定,是专家,其实岂是如此简单。现在仿我的字满街都有,他们比我写得还要好,孰真孰假,迨至几百年后我们的后人看我现在的字,谁还能说得清楚,还是模糊点为好。”看来这就是当书画鉴定仍需凭主观经验为主时最客观的结论了,启功先生与谢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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