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超现实主义:一场短暂又辉煌的艺术变革

作者:Elena Martinique, 编译:阿弥  来源:widewalls 发表时间:2017-11-20

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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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奥,《Coups de bâtons》,1937

埃及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侵略的战火燃烧到埃及的领土上时,埃及本土的艺术家和作家们不仅通过社会活动来反抗战争,还以创作的形式对战争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抵制。埃及的超现实主义正是兴起于这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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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艺术”团体,1941

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为“自由与艺术”(Art et Liberté)团体中的众多艺术家,其宗旨为对法西斯主义、国际主义、殖民主义和开罗艺术界的保守主义。团体中的艺术家,如安瓦尔(Anwar)和福阿·卡迈勒(Fouad Kamel),以及激进诗人、出版商乔治·亨内恩(Georges Henein)加入了国际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受到了艺术家安德烈·布列东和摄影师约翰尼·李·米勒(Lee Miller)等人的支持。1938年,一篇名为《颓废艺术万岁》的宣言标志着运动的正式开始。在宣言中,37位艺术家不满于“某些人坚持自己暴政式的宗教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偏见,企图改变艺术内在的发展规律”,力图恢复艺术本来的功能和面目。这和布列东及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在1938年发表的《为了独立的革命艺术》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而与国际超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埃及超现实强调本土超现实与民间故事、工艺和宗教艺术的天然联系,而其最根本的任务是进行“社会和道德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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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普拉辛·马萨乌达,《基督受难》,时间未知

主观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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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彭罗斯,《埃及》,1939

拉美西斯·由南(Ramsès Younan)是“自由与艺术”团体的核心艺术家之一。他认为达利和马格利特的作品太过自我,太过精打细算,视野也过于局限,这些都限制了自由的想象力。而其他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实践,比如“自动书写”和“自动绘画”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并不能够带来变革社会的力量。为了体现出埃及超现实主义的超越性,团体成员发展出独特的视觉语言,他们称之为“主观现实主义”(Subjective Realism)——既和全球艺术潮流相联系,又在作品的想象中加入了很多符号元素。这些象征或者隐喻性质的符号,不仅代表着想象和梦境,更反映着大众在现实社会中遭到的不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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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西斯·由南,《无题》,1939年

介入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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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利奥,《无题》,1946

埃及超现实主义将传统的肖像画和二十世纪的超现实主义风景结合,对原始的身体图像进行了抽象化和符号化的改造。大部分艺术家的实践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很大的关联。比如,艺术家梅奥(Mayo)和劳伦特·马塞尔·萨利纳斯(Laurent Marcel Salinas)用畸形、扭曲的身体暗示国家对工人阶级和女性的压迫,反对不公平的经济体制;而摄影师哈西娅(Hassia)、拉米·左格马(Rami Zolgomah)、柯世德(Khorshid)和范·利奥(Van Leo)等人则通过负感光技术和照片拼贴的方式对人体进行了解构,以此表达对法西斯政权和殖民主义对古老埃及造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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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泰伯·塞迪克,《无题》,1940

在战争和贫困的作用下,性交易在当时的埃及非常普遍,这也成为艺术家反复表现的主题。支持女性拥有“自由和生活”,艺术家卡麦勒·伊尔-太尔米萨尼(Kamel El-Telmisany)、福阿·卡迈勒以及拉美西斯·由南等人真实地反映了在各种情境下遭受压迫的女性。这些女性身体摒除了传统的男性凝视目光,消除了色情的含义,更多地表现了社会和时代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忧郁和痛苦。团体中的女性艺术家,比如印吉·安福里涂恩(Inji Aflatoun)、艾米·尼米尔(Amy Nimr)、纳塔·拉维特·特耐特(Nata Lovettt-Turnet)和纳塔利娅·蒂勒(Natalija Tile)等人,则将女性主义艺术放到了相关书籍中的关键位置,并在国内和国外的超现实主义艺术沙龙中对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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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吉·安福里涂恩,《无题》,1942

埋藏与挖掘

在1940-1945年之间,埃及超现实主义团体进行了5次展览,并建立了2家出版社。1948年,团体的建立者,亨内恩和多年的好友布列东决裂了。同年,一群年轻艺术家脱离组织,重新建立了“当代艺术家团体”。新的团体不再以超现实主义为口号,这标志着埃及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结束。“当代艺术家团体”逐渐声名鹊起,但他们却抹杀了埃及超现实主义对埃及现当代艺术的贡献。而人们也将“当代艺术家团体”看作是第一个埃及的当代艺术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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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哈迪厄尔,Gazzar, Mahasseb Il Sayyidah, 1953

在战后的埃及,埃及超现实主义运动被描述为一场“将西方艺术传入埃及的失败的尝试”。而团体中的大部分成员,要么因为激进的观点被流放,要么被关进监狱,很少有人能够出来发声,因而只留下一些运动时的展览和评论资料。现在,一些作品可以在埃及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到,另外一些则由私人收藏。尽管作品仍在,但他们当时对政治的批判,对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则被大大地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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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奥,《肖像》,1937

2016年,法国巴黎蓬皮杜中心举办的展览“艺术自由:破坏、战争和埃及超现实主义(1938-1948)”为大众揭开了这段神秘的历史。紧接着,在今年11月份,英国泰特利物浦的展览“埃及超现实主义:1938年-1948年的艺术自由”(2017年11月17日-2018年3月18日)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梳理和介绍。经过这两年的重新挖掘,不仅作品重回大众视野,其价格也翻了很多倍。当然,这个结果可能并不这个激进团体想看到的——他们本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叙事,如今却要被卷入资本的狂欢之中。这与他们寻找绝对自由的初衷背道而驰。

文章来源: WIDEWALLS,有改动和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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