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徐匡，美术界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他名字的。美术界年长一些的人不少还学习过或关注过徐匡的版画，注意过他上世纪 60 年代的《乡村小学》《纤夫恨》及《红岩》插图，70 年代的《草地诗篇》等作品。今天，年轻一些的同行也熟悉徐匡，因为从“文革”十年后的 1979 年恢复全国美展开始，徐匡包揽了五年一届的最具权威性的全国美展之第五届、第十届版画类别的最高奖，第六届全国美展版画银奖，且不包括这段时期中的第十七届全国版画展金奖、日本国际版画研究会金奖（《洁白的哈达》1984）等一系列高级别奖项。第十一届全国美展，71 岁的徐匡没再参加，他希望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尽管他为地震一周年而创作的《山寨依然美丽》已经发表在包括《美术》《美术通讯》《四川美术》在内的很多专业美术杂志中，同时也展出于中国美术馆，且评价很高，若参展，肯定又将获奖。被称为“获奖专业户”的徐匡对获奖其实看得很淡泊。我问他究竟获过多少奖，他说不清，也从来没有专门地统计。

       在偌大的中国，徐匡凭什么接二连三拿这些全国性、国际性高级别奖项？

       徐匡是名人，是大名人，这都没问题。但让人相当诧异的是，真正认识这个名人，且与之打过交道的美术界名人反倒不多！徐匡很少去北京，偶尔去一次，完事就走。喜欢安静的徐匡，“只想尽快逃离京城！回到平静的生活”。1958 年附中毕业，成绩优秀的他明明可以升美院，但在那个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里，一心向往到生活中去创造真正艺术的徐匡却坚决要求马上去克拉玛依。克拉玛依没去成，这位性情中人却又与同学吴强年同去了西南的重庆，由此，开启了徐匡半个多世纪紧贴生活的现实主义艺术生涯。

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政治概念，也决不仅仅是艺术理论的概念。艺术本来就来源于生活，对真正的艺术家而言，艺术和生活是二位一体的。从 1974 年至今，40 多年中几乎每年都去的藏区和西藏，这给他带来无尽的快乐。来自生活的艺术往往很感人，那幅创作于 1964年的《乡村小学》，是直接去农村做“社教”，住在乡村小学，有感于农村孩子的“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而创作，“相处时间越长，感情越深。也就产生了一种想画他们，表现他们，歌颂他们的强烈愿望”。20 世纪 70 年代的《草地诗篇》，更是徐匡深入阿坝生活两月余的成果：“我是 1974第一次去藏区深入生活，因为从报上得知四川阿坝若尔的盖唐克军马场里有一个先进集体女子牧马班，那里有城里来的知青，更多是本地的藏族青年男女。我在那里生活了两个多月，虽然后来只画了《草地诗篇》，但还有许多美好的草地生活值得去回忆。最近因媒体采访重新翻开当年的速写和创作草图仍让人激动不己。”两月的生活，大量的速写，近 40 年尚“激动不已”的激情。享受艺术，这显然是一个凭情感而创作的真正艺术家的创作心态。徐匡对此十分自觉：“人们说我艺术常青，其实没有什么奥秘，只是一定要关注生活，不要脱离生活，不能关在画室凭空想象。”徐匡后来创作的一批获奖作品，如表现藏族人民翻身作主的《主人》（1978），表现壮硕如铁塔的阳光汉子的《高原的阳光》（1984），表现藏族老奶奶和小孙子天伦之乐的《奶奶》（2004）……无不是这种源自生活的感动与兴奋之使然，徐匡的每一幅作品背后，都有一段难忘的故事。

始终执著于生活，执著于生活的情感体验，才使徐匡的作品呈现出一种难得的新中国艺术审美的演变史性质。在 20 世纪 50 到 60 年代，徐匡的作品中呈现出一种今天年轻人所不具备也难以理解的革命激情与意气风发的时代精神。不论是《红岩》插图中革命先烈们坚贞不屈的形象，还是纱厂女工学习毛主席著作、木筏上的船工读报、《纤夫恨》中阶级斗争的残酷，这一切都真实地反映出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80年代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徐匡的情感世界也朝多向性与丰富性上发展，其细腻的情感之花借丰富多彩的藏族、彝族生活全方位绽放，也成为这个开放时代中国人情感世界愈发灿烂的见证。

       近几十年来，流行着一个极时髦的观念：“视觉冲击力”，也称“视觉张力”。视觉形式固然应该讲究，但“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艺术那种内在的从生活中来的情感与精神的体验及其表达，无疑应是艺术最本质最引人共鸣的所在。可是，视觉的冲击赶得上精神的震撼吗？这种精神的震撼或许恰恰是“虔诚的信徒”般地执著于生活的徐匡艺术非常突出的特点。徐匡走的是现实主义的道路，他偏重于具象造型，因为他自己的感动也就直接来源于这些活生生的、具体的形象。他十分重视具象的视觉特征：“比如说，我想创作一张《小羊》的画。那一定是它在什么情况下感动你了，它一定有许多形象特征，动作、表情，让你觉得它可爱，一定是具体的。”版画艺术就是一种高度抽象和提炼，形式感很强的艺术门类，艺术家面对现实，必须把对象抽象、提炼、概括得符合版画艺术的要求，例如木版艺术的块面、黑白及适合各种刀法表现的特点。与形式主义版画家偏重纯形式美不同，他取点、线、面构成，形成符号化倾向的不同，但所有这些都是为其现实主义造型服务的。例如《主人》（1978）、《高原的阳光》（1984）中那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多种作品中常见的黑白块面的强烈对比，《纤夫恨》（1964）中的黑白灰块面构成，这种种形式的规律，徐匡早在文艺政策相对宽松的 1962 年就已在关注研究和运用了。这些强烈冲突的形式处理，都是为表现藏族人民那种强悍与力量，或劳动民众之艰辛与苦难而进行的。

       徐匡有一个绝活：他可以在木板上完成素描稿以后，直接以刀刻制，光影明暗、质感、量感、空间感，通通以刀为之，一次成形，毋须再由素描稿处理成黑白刀法基本成形的木刻稿。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徐匡的具象写实的版画形象，是有着精细素描特点的严谨造型要求的。徐匡从素描出发的木刻，与国内外版画界偏重表现主义风格的总体倾向大相径庭。当然，由素描转化为木刻有相当的难度。徐匡具备这个驾驭高难度的本事，在国内外版画界都是十分罕见的。因为凭素描稿而直接起刀入手，徐匡的刀法自由随意：或细或粗，或深或浅，或光或毛，或刻或留，或顺向取势，或逆向着刀，有的一刀之中有宽有窄，有的则光糙兼之直曲皆有……一切可谓信手拈来。其刀法线型结构亦成组成团，或疏或密，或斜或直，或排列严整，或错落有致，还将对象之光影黑白加入过渡色灰色，尽用刀刻之痕，而传达得活灵活现、妙趣横生。徐匡这种信手刻制而能唯妙唯肖的绝活，在他的一些有着草地环境的作品（例如早期的《草地诗篇》，近期的《情寄草地》《格桑和他的朋友们》）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来，徐匡这种刀法愈发自由灵动，这种类似于中国画大写意追求随意放逸、自然而然的风格取向，同样使徐匡的写实艺术有着一种与中国画用笔提按顿挫、正侧急徐、极尽变化之意

味相通的内在的自然神韵。

       更令人叫绝的是，作为版画家的徐匡，居然以木刻原版的崭新样式，把传统印制版画的形式意趣发展到木刻艺术在形式和材质表现上的极致。传统木刻作品均有印制的过程，版画家在木板上刻制的全部过程，最后均以印制效果而最后完成。徐匡多年来对本来属于版画制作过程之一的木板刻制直接效果发生了兴趣。他的这些木刻原版作品，例如《灵感高原》等，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就引起了观众的激动与兴奋。的确，木刻原版把此前被印制版画掩盖或至少削弱了的木刻的“木味”“刻制感”及“刀味”在木板上作了直截了当的呈现。木刻原版把此前仅仅作为拓印基础的原版直接当成了作品。这样，原版的木头材质感就呈现出来了，连同原木的形态、质感、木纹肌理、木质本色，乃至木材的厚度、原生态般的树皮、疤纹节理，通通成为木刻原版艺术的构成因素。徐匡木刻原版的这种木头的材质感，使其与木雕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然，版画艺术的刻工和刀味在这种木质原版状态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种原版木刻中，每下一刀，其力度、深度、速度、角度，运刀的铲、切、凿、推、冲、扭、折，刀痕与刀痕之间的联系与变化，一刀之中因力度、深度、速度及角度的变化而呈现的刀痕的复杂形态变化，以及刀木碰撞中留下的每一微妙偶然的痕迹，都在木质原版上留下了清晰直观——而不是印制版画间接的刀、木痕迹。看看《藏族老人》头像上那信手刻制的复杂线条及线群构成的圆浑锃亮的“青铜器一般”的额头！在诸如《花朵》一幅中，徐匡的刀法刻痕更是极尽变化之能事：这里有龙飞凤舞般或直、或曲、或粗、或细、或长、或短的潇洒刀法（如藏袍的羊毛），亦有细密精致的排线构成的藏袍块面，而大块预留未刻的黑色木面，加上刻制而成的精巧的草地小花和大块平铲的参差肌理构成的画面背景，使一幅作品之中既有诸多刀法和块面点线的复杂映衬，又有木面大块黑色的强烈对比。有时，徐匡在刻制之余，还有意保留一些木板上绘画的底稿（例如《守望》《天路》《喜马拉雅》），显然，这不是没有刻完的半成品，而是徐匡有意为之，是他想让这种木刻原版呈现出材质、刻制与绘画三位一体的全新特质。有时，徐匡还在刻制层板时利用各层层板间不同木材的天然色彩，来形成自然的色彩关系。读徐匡的版画一定要细品其细节之处理，读他的刀法的变化和意味、刀法与造型的微妙吻合，读他的刀痕与木头的肌理，读木材的质地、色泽与造型的关系……徐匡通过独幅原版木刻如此特殊的表现，使版画这种常见的复制型、印制型艺术，呈现出与中国画、油画、雕塑同样的在材质感、表现性和不可复制性的特质。从这个角度，徐匡对木刻原版这种崭新样式的成功开拓，为版画艺术开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全新样式。

       徐匡非常喜欢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这位一生中几乎没离开过他的乡村小镇的画家，把他一生的热情献给了他所钟爱的方圆百十公里的乡村的生活。怀斯的几乎全部作品画的也就是他在这个乡村小镇中普通而又普通的生活。但怀斯正是凭着他的极为平凡的乡村人的情感和对乡村生活的全部爱恋，其作品才引来美国普通民众的强烈共鸣。徐匡也如怀斯一样，他死死地贴在自己的土地上，贴在自已的生活中，贴在自已的艺术里。他几乎拒绝了一切应酬，拒绝了一切活动，他把自已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钟爱的艺术中。他的低调，他的安静，他的投入，他对生活的执著与对艺术的激情，在这个浮躁、炒作、苍白和无病呻吟充斥的当代画坛，显得那样的另类与格格不入。但是，徐匡天才的创造，连同无数观众的感动与震撼，以及他那众多至高的荣誉，却显示出来自生活、出自真诚的现实主义艺术无限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