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名叫贺克多·马洛（Hector Malot）的法国小说家在1862年说道：“法国人到英国去不是为了找乐子，也不是自愿住在那儿的。”

但是还没过10年，他就被无情地打脸了。法国艺术家们抱团涌向伦敦。不过，他们确实不是为了寻开心，而是为了躲避普法战争（1870-1871）——但他们确实是自愿去的，否则世界这么大，怎么不到别处去看看？

詹姆斯·迪索，《造船厂》，1877年

很多印象派艺术的粉丝们可能并不了解这段插曲，不过没关系，英国泰特美术馆的新展“EY展览会：印象派画家在英国，流亡的法国艺术家(1870–1904)”就帮我们梳理了这段历史。展览将在今年11月2日开幕，持续到明年5月7日。有钱有闲的小伙伴们，可以计划一下行程了。

卡米耶·毕沙罗，《查令十字桥》，1890年

但是，这一梳理可不得了。要知道，印象派最著名的作品，也就是印象派之所以为“印象派”的《日出·印象》，作于1872年。而在印象派风格正在形成的1870年和1871年，莫奈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居住——巴黎的太阳确实不错，但是那儿有雾气嘛——当然，经科学家研究，伦敦当年的雾就是雾霾。莫奈的“朦胧雾气透视法”，恐怕是在英国发明出来的。

克劳德·莫奈，《英国国会大厦》，约1900年

不过，这篇文章的重点并不是要搞事情，我们还是回到展览本身上来吧。除莫奈外，当时来到伦敦的印象派艺术家还包括查理-法兰斯瓦·杜比尼（Charles-François Daubigny）、卡米耶·毕沙罗、詹姆斯·迪索（James Tissot）和阿尔弗雷德·西斯莱（Alfred Sisley）等人。他们“千里迢迢”地来到英国（开个玩笑，其实只是跨过一个英吉利海峡），并在英国建立起自己的事业。

阿尔弗雷德·西斯莱，《汉普顿宫前的大桥》，1874年

说是“流亡”，其实他们在英国的日子过得还挺不错的。且不说伦敦有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画廊、南肯辛顿博物馆、多维茨画廊这些可以帮助画家们增长业务能力的地方，这里还有法国人聚居的社区和正宗的法国餐厅，所以艺术家的工作和生活都不至于不习惯。一些早年来到英国发展的艺术家，比如1863年定居伦敦，后来成为斯莱德艺术学院教师的阿方斯·勒格罗（Alphonse Legros），曾经为前来避难的老乡提供了很多帮助。除此之外，英法两国的收藏家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很多资金支持，比如歌剧演唱家让-巴蒂斯特·福尔（Jean-Baptiste Faure）收藏了西斯莱1874年的作品《汉普顿宫旁牟勒斯堰的早晨场景》（Molesey Weir, Hampton Court, Morning），而在一生中买了几千幅印象派作品的保罗·丢朗-吕厄（Paul Durand-Ruel），就是在伦敦认识的莫奈和毕沙罗。莫奈曾经说，如果没有丢朗-吕厄，他们大概会被饿死。

阿尔弗雷德·西斯莱，《汉普顿宫旁牟勒斯堰的早晨场景》，1874年

不过，仍旧有一些法式傲娇的艺术家对自己的境遇不满意。比如杜比尼就说：“英国的现代绘画糟糕透了！很明显，他们需要我们的影响。”可能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杜比尼忘了自己是来逃难的。而弗朗索瓦·邦万（François Bonvin）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正在体验伦敦独一无二的雾气。……地狱！我不开心！”

克劳德·莫奈，《英国国会大厦》，1903年

不过，和邦万不同，莫奈大概爱死伦敦的雾了。1903年他最后一次到伦敦时，如此赞颂伦敦的雾：“正是雾气造就了伦敦的博大精深”（PM2.5表示受宠若惊）。此次展览的重头戏是6幅莫奈的描绘英国国会大厦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在不同的光线条件下完成的，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雾气朦胧。展出这些作品的意义还在于，虽然现存有19幅莫奈描绘国会大厦的作品，但是没有一幅是被英国的相关机构收藏的。除此之外，莫奈还喜欢描绘伦敦的公园。这些城市中心的绿色空间，为艺术家们提供了他们热爱的乡村景象。和巴黎的公园不同的是，人们不用沿着草地旁边的小径行走，可以自由地在草坪上漫步。

卡米耶·毕沙罗，《裘园》，1892年

就其他的画家来说，毕沙罗喜欢描绘伦敦郊区的春天绿叶满眼以及冬天白雪覆盖的场景，他还被郊区著名的植物园裘园吸引，常常描绘其中生长的各种植物，比如那里的杜鹃花；西斯莱在1873年被自己的艺术品代理商送到伦敦，他热爱表现在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附近的堤坝处玩水的人群；迪索更喜爱描绘水上生活，他常常表现人们在游艇上的宴会场景。

詹姆斯·迪索，《船上舞会》，1874年

大部分印象派艺术家在战争结束以及巴黎公社失败后回到法国。只有迪索，因为作品很受英国上流社会的喜爱而留下来，又在伦敦生活了10年。虽然大部分艺术家回国了，但他们并没有丧失对伦敦的喜爱，在此后的岁月里也常常回到伦敦。因为这里不仅给了他们庇护，更给了他们灵感。